老魏把车停在路灯杆子底下，熄了火。不是拉客，是歇口气。天刚擦黑，晚高峰还没完全退下去，街上的车灯连成一片晃眼的河。他靠在椅背上，脖子仰着，眼睛看着车顶棚那块磨得发亮的绒布。跑了一天，腰有点直不起来了。

早起，天就不对头。

云南这边，天亮得晚。卯时过了，窗户外头还是灰蒙蒙的。老周头起来，趿拉着鞋，想到院里井边打水洗把脸。一推开门，愣住了。

李维的生活，曾几何时，是被一种近乎标准化的节奏切割的。就像这个时代大多数在大城市写字楼里忙碌的“数字民工”一样，他的坐标清晰地固定在通勤路线、格子间工位和那间不大但“五脏俱全”的出租屋之间。而在这条看似枯燥的线上，总有一些微小的、闪光的节点，为他提供短暂的慰藉和能量。其中一个，便是每周五下班后，在楼下便利店买上一包乐事黄瓜味薯片。

那是一种仪式。撕开包装袋时“刺啦”一声的清脆，是他宣告一周工作结束的号角；手指拈起第一片薄脆送入口中时“咔嚓”的声响，是对抗生活重压的微小反叛。薯片，这个工业流水线上大规模复制出来的廉价快乐，对李维而言，不仅仅是零食，更像是一种稳定剂，一种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可以精确预期的、小小的幸福。他甚至能清晰地回忆起大学时通宵赶论文，就是靠着一包又一包不同口味的乐事挺过来的。这个品牌，几乎伴随了他整个青春和步入社会的最初几年，像一个沉默的老友。

王二炚（光），人称小王，其实早不小了。奔五张的人，头发先自个儿着急，白了一半。可在这衙门里，论资排辈，他还得算“小王”。谁让他进来得晚呢？托了七大姑八大姨，烧了不知多少香火钱，好不容易才在这不咸不淡的档案科弄了个事业编。铁饭碗！想到这仨字，王二炚夜里睡觉都能乐出声儿来。老婆孩子热炕头，外加每月按时到账的工资和那点儿不高不低的福利，这就是他王二炚后半辈子的念想，是他能在胡同里挺直腰杆儿的本钱。

那场来自邻国的剧烈震动抵达我们这座边境小城时，已是强弩之末。最初的摇晃如同疲惫的叹息，吊灯轻摆，书架上的灰尘簌簌落下，仿佛古老岁月不堪其扰的低语。我，陈，城图书馆的管理员，正埋首于一本关于古代堪舆术的残卷——据说它预言了地脉变动与人心浮沉的神秘关联。窗外，天空是一种奇异的、过于平静的灰蓝色，仿佛暴风雨来临前被抽干了所有情绪。

丈夫消失的方式，就像夏日午后落在滚烫柏油路上的一滴水，哧的一声，蒸发得无影无踪。没有争吵，没有预兆，甚至没有一封潦草的告别信。他就那样消失了，连同他放在玄关的跑鞋、衣柜里几件熨烫平整的衬衫，以及我们共同拥有过的七年时光。那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

老王，或者说，我们暂且叫他老王吧，因为他的故事，或许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姓王、姓李、姓张的普通人身上。他在上海这座巨大的、永远在变动的城市里生活了大半辈子，有一个习惯，像呼吸一样自然，那就是边走边抽烟。

K第一次注意到那个数字，是在通勤地铁的滚动屏幕上。一个金黄色的数字，旁边跟着一个同样颜色的上下箭头，安静地在拥挤、灰暗的车厢里闪烁。起初它只是众多信息流中的一个碎片，与天气预报、广告标语和公益宣传并无二致。他甚至不确定那代表什么，只隐约知道与“金价”有关，一种遥远而贵重的金属。

然而，那数字似乎有某种黏性。第二天，它出现在办公室电梯间的显示屏上，数字变了，箭头指向下方，仿佛带着一丝沮丧。中午去便利店买三明治，收银台旁的小电视也在播放财经快讯，那个金黄的数字再次映入眼帘，箭头激烈地向上跳动。K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仿佛这个数字正悄无声息地渗入他生活的每个角落。他并不持有黄金，也从不关心投资，他的薪水仅够维持不好不坏的生活，像大多数同事一样，在巨大的办公楼里占据一个格子，处理着永无止境的文件，这些文件似乎指向某个宏伟的目标，但具体是什么，谁也说不清。

我觉得吧，那天热得像个巨大的、湿漉漉的拥抱，空气粘稠得能糊住人的嗓子眼。我和胖墩走在通往国境线的那条路上，感觉自己像两块正在融化的黄油。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我们身上都长满了“东西”。不是青春痘，也不是肿瘤，是活的，硬壳的，还在蠕动的乌龟。一共二十八只，不多不少，用宽胶带和破布条子紧紧地绑在我们赤裸的胸膛和后背上。十四只在我这儿，十四只在他那儿，像某种怪异的、对称的酷刑。

老张头最近有点迷糊。不是说脑子不够使了，是他觉着，这日子过得，好像哪儿不对劲，又说不上来。就像这北京开春儿的风，明明还是那个熟悉的胡同口，刮过来的味儿却掺了些别的，有点呛，还有点……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