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近的无限
阿隆索,或者我们姑且称他为阿隆索——因为他的真实姓名早已在无尽的档案和地图册中磨损,如同旧币上的纹章——花了十九年寻找他失踪的女儿。这十九年并非线性地流逝,更像是在一张被反复折叠、布满褶皱和孔洞的地图上迂回。他宣称,为了这次搜寻,他跋涉了“百万公里”。这个数字,起初只是悲伤的夸张,后来却逐渐获得了某种可怕的、几乎是形而上的精确性。
阿隆索,或者我们姑且称他为阿隆索——因为他的真实姓名早已在无尽的档案和地图册中磨损,如同旧币上的纹章——花了十九年寻找他失踪的女儿。这十九年并非线性地流逝,更像是在一张被反复折叠、布满褶皱和孔洞的地图上迂回。他宣称,为了这次搜寻,他跋涉了“百万公里”。这个数字,起初只是悲伤的夸张,后来却逐渐获得了某种可怕的、几乎是形而上的精确性。
我是在港务局浩如烟海的档案室里第一次注意到这九十艘船的。并非因为它们的数量——太平洋上往来的船只何止千万——而是因为一种近乎完美的、令人不安的对称性。它们,不多不少,恰好九十艘,永远保持着这个数目,像棋盘上位置固定的棋子,沿着几乎完全重合的航线,从东方的某个庞大港口出发,驶向遥远的美洲西岸。然后,几乎没有耽搁,它们又沿着另一条精确计算过的、略有不同的航线返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那城,是一头匍匐在灰色苍穹下的巨兽,它的骨架是钢铁,血脉是拥挤的街道。但近来,一种无形的瘟疫,比任何看得见的灾祸更令人窒息,正席卷着它庞大的身躯。这瘟疫,是风。不是田野间温柔的抚摸,不是海洋上壮丽的咆哮,而是来自地狱深渊的尖啸,一种足以撕裂灵魂、撼动存在的狂怒。
K先生收到那份文件时,正在用调羹刮着碗底最后一点麦片粥。邮递员甚至没有敲门,那封厚实的、带有某种官方印记的米色信封就像是凭空出现在门垫上,散发着一股档案室特有的陈旧纸张和干涸墨水的混合气味。他甚至不记得自己是否听到了脚步声。
北京的春天,风还是那么回事儿,不大不小,可就爱扬土,迷眼睛。老刘头缩着脖子,蹬着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自行车,往新开的那家“盒什么马”超市去。老伴儿昨儿个念叨,说邻居张大妈在那儿买着一种“进口的、特别暄软”的面包,让他也去开开眼,顺道捎两片尝尝鲜。
王伟第一次听说自己的护照被“埋了”的时候,以为是个蹩脚的玩笑,或者是翻译错误。他当时正站在临时安置点那顶漏风的帐篷外,试图从分发救援物资的官员那里打听一点关于回国的消息。缅甸的这场地震来得猝不及防,震垮了房屋,也震碎了许多人本就脆弱的生活。
老王,或者说,我们暂且叫他老王吧,因为他的故事,或许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姓王、姓李、姓张的普通人身上。他在上海这座巨大的、永远在变动的城市里生活了大半辈子,有一个习惯,像呼吸一样自然,那就是边走边抽烟。
K.是在一个寻常的雨天得到那件冲锋衣的。并非购买,也非馈赠,它就像是凭空出现在他狭窄公寓的门厅里,挂在唯一的衣帽钩上,仿佛一直就在那里。衣服是深灰色的,一种能吸收光线、毫无生气的灰。标签上印着一些模糊的符号和一行小字:“高效防水,隔绝一切”。K.当时并未多想,这城市多雨,一件功能性的外套总是有用的。他甚至有些隐秘的欣喜,仿佛是某种匿名的恩惠。
我走进那家金店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踏入了一个无尽的循环。那一天,报纸的头条赫然写着“金店足金价格涨破900”,我记得我母亲曾说过,黄金是乱世的避风港,是永恒的财富。我只是想,或许,我应该为未来做点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