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体龟与无声的国境线
我觉得吧，那天热得像个巨大的、湿漉漉的拥抱，空气粘稠得能糊住人的嗓子眼。我和胖墩走在通往国境线的那条路上，感觉自己像两块正在融化的黄油。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我们身上都长满了“东西”。不是青春痘，也不是肿瘤，是活的，硬壳的，还在蠕动的乌龟。一共二十八只，不多不少，用宽胶带和破布条子紧紧地绑在我们赤裸的胸膛和后背上。十四只在我这儿，十四只在他那儿，像某种怪异的、对称的酷刑。
胖墩的汗流得比我厉害，他的脂肪层厚，乌龟们在他身上大概觉得更暖和。他一路哼哧哼哧，像个破风箱。“瘦猴，”他喘着气说，“你说这玩意儿能值几个钱？够不够咱们回去娶个婆娘？”
我说：“娶婆娘？你想得美。够不够咱们下半个月的饭钱都难说。再说了，这玩意儿不是用来搞对象的，是艺术，懂吗？行为艺术。”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些龟到底能干嘛，上头的人只是让我们运过去，说那边有人接应，价钱好说。这年头，“好说”的意思通常就是“不好说”。但我和胖墩，除了这身力气和不太好使的脑子，也没别的本事。
国境线就在眼前了，一道无形的、却又无比坚硬的墙。穿着制服的人站在阴凉处，眼神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来。我的心跳开始加速，绑在胸口的乌龟好像也感受到了，一只胆大的伸出脑袋，在我肋骨上蹭了蹭，凉飕飕的。我赶紧挺了挺腰，想把它压回去。
“站住！干什么的？”一个声音响起，不高，但很有穿透力，像锥子一样扎进这闷热的空气里。
我们停下脚步，努力挤出最无辜、最良民的笑容。胖墩抢着说：“长官，我们……我们就是过那边……探亲。”他的声音有点 发抖，脸上的肉也在颤。
那个穿制服的人，姑且叫他“制服”吧，慢慢踱了过来。他年纪不大，但脸上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漠然，仿佛见过太多稀奇古怪的事，以至于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了。他的眼睛在我们身上溜达，特别是在我们鼓鼓囊囊的上半身。
“探亲？穿这么厚实？不热吗？”他用警棍的尖端轻轻戳了戳我的胸口。我感觉一只乌龟受了惊，猛地缩回壳里，撞得我生疼。
“呃……我们……怕冷。”我结结巴巴地说，觉得这理由蠢得连自己都想笑。
胖墩在旁边猛点头，像个捣蒜的锤子：“对对对，体虚，体虚。”
制服的嘴角似乎向上扯了一下，但又不像是在笑。那表情让我想起庙里的泥塑金刚，威严而无情。“跟我来。”他简短地说，然后转身带路。
我们被带进一间小屋子，白墙壁，白炽灯，一张铁桌子，两把椅子。空调开得很足，冷风吹在湿透的衣服上，我和胖墩齐齐打了个寒颤。那些乌龟似乎也冻得不轻，开始更加剧烈地蠕动，像是在抗议。
“脱衣服。”制服命令道，语气平淡得像在说“请喝水”。
我和胖墩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眼里看到了绝望。事已至此，没什么好隐瞒的了。我们开始解开衬衫扣子，动作缓慢而僵硬，像两个蹩脚的脱衣舞男。当缠满胶带和乌龟的身体暴露在惨白的灯光下时，屋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制服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变化，但那不是惊讶，更像是一种“果然如此”的厌倦。他甚至没问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只是拿起桌上的记录本和笔，公事公办地问：“姓名？年龄？哪里人？”
然后是清点“赃物”。他让我们把乌龟一只只解下来，放在铁桌上。二十八只绿油油、灰扑扑的小东西，大的有碗口那么大，小的只有巴掌心那么小。它们在冰冷的桌面上茫然地爬动，伸长脖子，茫然四顾。我突然觉得它们有点可怜，跟我和胖墩一样，被命运（或者别的什么玩意儿）捆绑着，身不由己地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
“一共二十八只，”制服记录着，头也不抬，“品种……待鉴定。活体。状态……良好。”他写字的沙沙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忍不住问：“长官，这些龟……它们会怎么样？”
制服停下笔，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那眼神空洞得像没刷漆的墙。“按规定处理。”他说。
“规定是什么？”胖墩追问，声音带着哭腔。
“规定就是规定。”制服淡淡地说，然后低下头继续写他的报告。仿佛这二十八条生命，以及我和胖墩接下来的命运，都只是他笔下一行无关紧要的文字。
我看着那些在桌子上徒劳爬行的乌龟，突然觉得很滑稽。我们费了这么大劲，忍受着皮肉之苦和精神折磨，像两个移动的龟壳仓库，结果呢？结果就是它们被“按规定处理”，我们被“按规定处理”。一切都严丝合缝地落入某个巨大的、看不见的机器里，发出咔哒咔哒的声响，然后归于沉寂。
我想起王二说过，人活着就像在设置一种程序，然后等着看结果。我和胖墩，还有这二十八只乌龟，大概就是某个蹩脚程序员设置的一段荒诞代码。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给这世界增添一点黑色幽默，或者说，一点无意义的喧嚣。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我们被关了起来，又好像没有。好像有人来问话，问我们受谁指使，问这些龟的最终目的地。我胡乱编造了一些故事，关于一个热爱乌龟的外国富商，关于一个神秘的生物研究项目。胖墩则一直在哭，说他想回家，想他娘做的面条。
再后来，我们被放了出来，罚了款，或者别的什 么。记不清了。走出那栋白色的小楼时，太阳已经偏西，但空气依然燥热。我们身上没有了乌龟，感觉轻飘飘的，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又像是失去了某种重要的支撑。
胖墩茫然地问我：“瘦猴，咱们现在去哪？”
我看着远方那道依旧无声无息的国境线，突然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那些麻木的看客。我们刚才在里面被剥光、被审问、被记录的时候，外面有没有人围观？他们是好奇，是同情，还是觉得我们活该？或许，他们什么都没想，就像我和胖墩，就像那二十八只乌龟，只是存在着，仅此而已。
“不知道，”我呼出一口气，感觉肺里依然残留着那间小屋的冰冷和胶带的气味，“先找个地方，弄点吃的吧。他妈的，我饿坏了。”
活在这个世界上，饿了就得吃，困了就得睡，至于自由、尊严、还有那些绑在我们身上的沉重玩意儿，有时候，真的没那么重要。或者说，重要得让人绝望。我觉得吧，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些小人物的宿命，像乌龟一样，背着自己的壳，在坚硬的现实和无声的规则之间，缓慢而徒劳地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