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之手与木麻雀
那间屋子,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一个被城市遗忘的角落,蜷缩在高楼大厦投下的永恒阴影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霉味,混杂着廉价木料和老人衰朽的气息。这就是老刘的全部世界,一个不足十平米的天地,他的床铺占据了三分之一,剩下的空间则被刨花、木块、刻刀以及尚未成形的木头生命所填满。
那间屋子,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一个被城市遗忘的角落,蜷缩在高楼大厦投下的永恒阴影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霉味,混杂着廉价木料和老人衰朽的气息。这就是老刘的全部世界,一个不足十平米的天地,他的床铺占据了三分之一,剩下的空间则被刨花、木块、刻刀以及尚未成形的木头生命所填满。
我的屁股,不,是我的整个存在,都焊死在这把号称符合人体工学的椅子上。但丁描写地狱,肯定没见过楼上楼下搞阶级斗争的。如果有,他一定会给七楼和八楼单开一个特别折磨人的圈层,而我,住在九楼的老王,就是那个脖子上挂着磨盘,永世不得翻身的无辜囚徒。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年,比他妈的抗日战争短不了多少,激烈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战场换成了楼板,武器从飞机大炮换成了锤子、高跟鞋以及一种叫“震楼器”的高科技玩意儿。
那则消息最初像城市背景噪音里一个微弱却清晰的音符,出现在手机屏幕推送的洪流中:“谢谢北京地铁5号线上勇敢的女乘客”。它具备所有瞬间抓住眼球又迅速被遗忘的元素:地点具体(地铁五号线),人物模糊(勇敢的女乘客),事件带有道德光晕(勇敢),以及一种公共的感激姿态。然而,对我而言,这则消息并未如预期的那样消散。它盘踞不去,仿佛一个隐喻,或是一扇通往某个幽暗迷宫的入口。
小史是个程序员,在深圳写代码。这地方,楼高得像要戳破天,房租也高得像要戳破人的胆。小史没胆,至少没胆拿每个月工资的大头去供养一套鸽子笼。所以,他不住鸽子笼,他住在一辆深蓝G318里。这车,国产的,电动的,空间不算小,至少比某些香港劏房强点。他就这么住了四年,像个城市里的游牧民,或者说,像个把自己装进铁皮罐头里的沙丁鱼。
老马觉得,这屋子有点像个巨大的、冰冷的水泥盒子。当初买它的时候,可不是这么想的。那时候,售楼处的小姐嘴甜得像抹了蜜,阳光透过落地窗,照在沙盘上那些精致的小房子模型上,明晃晃的,全是希望。一百一十九万,掏空了半辈子的积蓄,还背上了三十年的贷款,老马和他媳妇儿马嫂觉得,值!为了儿子将来上学,为了老两口有个安稳的窝,为了在这大城里扎下根,这水泥盒子,就是他们的“家”,是沉甸甸的未来。
那座名为“永福”的超市,终究没能永续它的福祉。它像一头搁浅在城市边缘的疲惫巨兽,在宣告闭店清仓的那一天,吐出了最后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着廉价香皂、过期面包和某种更深沉的、名为“绝望”的气息。
刘文海,或者按他更习惯的称呼,刘老师,正在心里默默地倒数。还有四十七天。四十七天,他就能从这站了三十多年的讲台上退下来,揣着那份不算丰厚但也足够他回乡下养老的退休金,去侍弄他早就规划好的那片小菜园了。阳光、泥土、还有无所事事的自由——这对于一个月拿着两千块工资,在城市边缘租着一间狭小屋子的老教师来说,简直就是天堂的预告片。
王翠芬的腿,本来是直的。
老周头觉得自己活得像个盆栽。不是那种精心修剪、颇有禅意的盆栽,而是被随便插在土里,搁在窗台上,定期浇点水,仅此而已。这个“土”就是阳光养老院,“水”就是一天三顿的糊糊、药片和护工偶尔的微笑。窗台外面,理论上是世界,但隔着一层擦得模糊的玻璃和一道明晃晃的不锈钢护栏,那世界就变得跟电视里的风景画差不多,遥远且不真切。
护栏是去年统一安装的,据说是为了安全。院长在全体老人大会上唾沫横飞地讲了一个钟头,主题思想就是:这玩意儿能防止你们掉下去。老周头当时坐在下面打瞌睡,心想,掉下去?这三楼的高度,说高不高,说低不低,掉下去大概率也就是摔断几根骨头,然后在床上躺成更标准的盆栽。他真正不爽的是,这护栏明晃晃的,像监狱的栅栏,时刻提醒你:你被圈养了。
赵老四又一次从那栋灰扑扑的楼里出来,天色也是灰扑扑的,像积了五年的尘。街上的杨树倒是绿得发亮,不知羞耻似的。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他的女儿,那个名字他 ormai 不太敢在心里默念的女儿,还“住”在楼后面的那排房子里,冷冰冰的,等着。等着什么呢?等着他付清那一笔“长眠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