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血的椅子
老王觉得自己需要一点噪音,震耳欲聋的那种。不是办公室里打印机和键盘交织的、永恒的嗡鸣,也不是家里妻子絮叨和电视广告混合的、温吞的背景音。他需要的是那种能把灵魂从躯壳里震出来的巨响,一场摇滚演唱会,越吵越好。
老王觉得自己需要一点噪音,震耳欲聋的那种。不是办公室里打印机和键盘交织的、永恒的嗡鸣,也不是家里妻子絮叨和电视广告混合的、温吞的背景音。他需要的是那种能把灵魂从躯壳里震出来的巨响,一场摇滚演唱会,越吵越好。
凌晨四点,我准时醒来。窗外的天色是一种缺乏想象力的灰,像一块被反复搓洗过的旧抹布。煮咖啡,烤两片吐司,这是雷打不动的仪式。往常这个时候,“芥末”——我的猫,一只毛色驳杂、眼神里总带着点哲学思考的家伙——会准时出现在厨房门口,用一种恰到好处、既不谄媚也不疏远的音调“喵”一声,提醒我它的早餐时间到了。
但今天没有。
秋风是不管人事的,依旧呜呜地吹着,卷起地上几片枯黄的叶子,又狠狠摔在医院灰白的水泥地上。老陈坐在重症监护室外的长椅上,已经是第三天了。椅子冰凉,像他此刻的心。
那城,是一头匍匐在灰色苍穹下的巨兽,它的骨架是钢铁,血脉是拥挤的街道。但近来,一种无形的瘟疫,比任何看得见的灾祸更令人窒息,正席卷着它庞大的身躯。这瘟疫,是风。不是田野间温柔的抚摸,不是海洋上壮丽的咆哮,而是来自地狱深渊的尖啸,一种足以撕裂灵魂、撼动存在的狂怒。
城东的老图书馆,有些年头了。灰扑扑的砖墙,高高的窗户透着一股子沉静,也透着一股子不合时宜的固执。来这儿的人,大多是些熟面孔,退休的老先生老太太,寻个清净地儿看报;准备考试的学生,一泡就是一天;还有像我这样的闲人,没地儿去,就来这儿,假装还在求知,其实不过是混混日子,看看窗外头那棵老槐树发呆。
王科长近来有些消瘦,眼窝也深陷下去,仿佛被什么东西日夜啮咬着精神。熟悉他的人只当他是“公事繁忙,为国操劳”,偶有慰问,他也只是摆摆手,露出一丝苦涩而又仿佛含有深意的笑。没人知道,真正让他寝食难安的,不是办公室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而是他家那栋旧楼地下室里,静静趴着的一头“猛兽”。
他,我们姑且称他为K,或者更准确地说,编号 G/T 718 的档案管理员,并不记得自己是从何时开始在这座庞大如巴别图书馆的海关总署档案室工作的。日子像是用同一枚印章反复盖下的戳记,模糊而雷同。他的职责是接收、分类、归档那些雪片般从世界各个角落飞来的,关于关税调整的公告。这些公告,起初只是零星的低语,后来逐渐汇聚成喧嚣的洪流,最终演变成一种持续不断的、震耳欲聋的轰鸣。
没有人记得清确切的日期,或许是在一个格外潮湿的梅雨季末尾,也可能只是某个平平无奇、被遗忘在时间尘埃里的下午,总之,关于K博士和他那篇传奇论文的消息,如同一种无声的霉菌,悄然蔓延在大学古老而肃穆的回廊里。三个月,仅仅三个月,他完成了一篇长达十四万字的博士论文。这本身已近乎神迹,足以让那些皓首穷经的学者们感到不安与嫉妒。然而,真正令人眩晕的,是那份由冰冷的机器吐出的报告——查重率:0.1%。
王伟第一次听说自己的护照被“埋了”的时候,以为是个蹩脚的玩笑,或者是翻译错误。他当时正站在临时安置点那顶漏风的帐篷外,试图从分发救援物资的官员那里打听一点关于回国的消息。缅甸的这场地震来得猝不及防,震垮了房屋,也震碎了许多人本就脆弱的生活。
老王,或者说,我们暂且叫他老王吧,因为他的故事,或许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姓王、姓李、姓张的普通人身上。他在上海这座巨大的、永远在变动的城市里生活了大半辈子,有一个习惯,像呼吸一样自然,那就是边走边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