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的春天，风还是硬邦邦的，刮在脸上，像后娘的手。可街面上，不知怎么就透着一股子鲜亮劲儿。譬如街角新开的那家“黄油与面包”，玻璃擦得锃亮，像刚出炉的烤瓷牙，白晃晃地有点晃眼。老李，就在这铺子门口站住了脚。

没有人确切记得“和谐器”（有人私下里，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恐惧，称之为“向善机器”）是何时，又是如何悄然嵌入我们生活的脉络之中的。如同一种无声的孢子，它似乎是伴随着城市光纤的每一次延伸，每一次系统升级，无形地弥漫开来。最初的记载，散落在一些早已被遗忘的技术论坛的存档深处，提及一个旨在“优化社会福祉”、“提升公民道德感”的实验性项目。项目代号模糊，资金来源隐秘，发起者更是语焉不详，仿佛一群匿名的神祇，在数字的迷雾后播撒福祉的种子。

老王，王记鲜毛肚的第三代传人，一辈子跟牛下水打交道，自认见过的世面，比火锅里涮过的毛肚种类还多。他的店开在市井深处，霓虹灯的光芒勉强能打湿他那块褪色的招牌。店不大，空气里永远弥漫着香料和生鲜混合的、一种诚实而粗粝的味道。熟客们都知道，王记的毛肚，七上八下，爽脆得很。

王老五，人叫他“老王头”，其实不算顶老，刚过六十，背有点驼，像村口那棵老核桃树，看着蔫，其实骨头还硬朗。他在豫东这片黄土地上刨了大半辈子食，土坷垃比亲儿子还熟。村子叫王家圪垯，不大，几十户人家，鸡犬相闻，日子过得像那村头的河水，看着流，其实还是那点儿事，波澜不惊。

北京城还是那个北京城，只是车更多了，楼更高了，老槐树底下遛鸟儿、下棋的，好像也少了那么点儿悠闲劲儿。马连生，四十有五，不好不坏地在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里算着账，不好不坏地供着一套离四环还有二里地的房子，身子骨呢，也跟着这日子，不好不坏地发了点福。

北京的夏天，毒日头底下，柏油马路被晒得软趴趴，踩上去都担心鞋底沾下一层沥青来。就是在这么个天儿，西直门犄角旮旯里，总有那么个小小的盒饭摊子，雷打不动地支棱着。

那座游泳馆已经废弃很久了。久到足以让市政府贴在褪色铁门上的告示，从“因线路检修暂停开放”变成“结构老化，禁止入内”，最后只剩下一张被风雨侵蚀得几乎看不清字迹的白纸，像一块敷衍的创可贴，遮不住里面日益浓稠的死寂。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被它吸引。尤其是在喝了不多不少、正好两杯威士忌加冰之后。城市像一个巨大的、转速过快的滚筒洗衣机，把一切都搅得晕头转向，只有那游泳馆，像洗衣机角落里被遗忘的一只袜子，安静地蜷缩在那里，散发着一种与周遭格格不入的、近乎固执的气味。不是单纯的霉味，也不是氯气的残留，更像是一种……怎么说呢，像是时间本身沉淀下来的味道，带着点尘土和无望的绿藻气息。

王伟第一次听说自己的护照被“埋了”的时候，以为是个蹩脚的玩笑，或者是翻译错误。他当时正站在临时安置点那顶漏风的帐篷外，试图从分发救援物资的官员那里打听一点关于回国的消息。缅甸的这场地震来得猝不及防，震垮了房屋，也震碎了许多人本就脆弱的生活。

那条人行道，说起来有点意思。就在我们家附近那条老街上，挨着一面爬满油腻腻爬山虎的旧墙。一开始没人注意，大家都贴着墙根走，或者干脆走到马路牙子上，踮着脚尖躲自行车。后来不知道哪个好事者拿尺子量了，说，喂，这玩意儿只有十厘米宽。十厘米，同志们，什么概念？就是我那只穿了多年、鞋底快磨平的42码破皮鞋，横着放都放不下。竖着放，也得把脚脖子扭成个诡异的角度。

李安第一次遇见林镜的时候，是在人民广场地铁站汹涌的人潮里。像两滴长相一模一样的水珠，在奔腾的河流中意外撞在了一起。她们都穿着卡其色的风衣，都戴着同款不同色的贝雷帽——李安的是米白，林镜的是浅灰。她们甚至都在低头看手机时，差点撞上同一根立柱。抬头的瞬间，四目相对，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