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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风，据说刮到了十二级。我在单位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对着电脑屏幕发呆，琢磨着午饭是吃楼下的盖浇饭还是隔壁的拉面。十二级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厉害，像是个将军的军衔，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权威。但我当时没太当回事，北京嘛，春天刮点风是例行公事，像老太太的唠叨，听多了也就习惯了。顶多就是头发乱点，脸上多点土，权当是免费的磨砂护理。

老马头一次听说“关税”这个词，是从街角那台老旧的收音机里。沙哑的男声，像裹着砂纸，摩擦着午后沉闷的空气，说着一些他听不太懂的词：壁垒、反制、清单……对他而言，这些词汇远不如他手中那块百年老榆木的纹理来得实在。老马是个木匠，一个快被这个时代遗忘的手艺人。他的世界，就是这间临街的、弥漫着木屑清香和旧时光味道的小铺子。

老王觉得自己快要被这些纸箱子淹没了。

李维的生活，曾几何时，是被一种近乎标准化的节奏切割的。就像这个时代大多数在大城市写字楼里忙碌的“数字民工”一样，他的坐标清晰地固定在通勤路线、格子间工位和那间不大但“五脏俱全”的出租屋之间。而在这条看似枯燥的线上，总有一些微小的、闪光的节点，为他提供短暂的慰藉和能量。其中一个，便是每周五下班后，在楼下便利店买上一包乐事黄瓜味薯片。

那是一种仪式。撕开包装袋时“刺啦”一声的清脆，是他宣告一周工作结束的号角；手指拈起第一片薄脆送入口中时“咔嚓”的声响，是对抗生活重压的微小反叛。薯片，这个工业流水线上大规模复制出来的廉价快乐，对李维而言，不仅仅是零食，更像是一种稳定剂，一种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可以精确预期的、小小的幸福。他甚至能清晰地回忆起大学时通宵赶论文，就是靠着一包又一包不同口味的乐事挺过来的。这个品牌，几乎伴随了他整个青春和步入社会的最初几年，像一个沉默的老友。

2024年的春天，比以往来得更喧嚣一些。两会期间，张凯丽的一句“35岁就业门槛”，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最终汇聚成汹涌的舆论浪潮。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娱乐八卦，而是时代焦虑的集体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