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块钱的烙印
北京的夏天，毒日头底下，柏油马路被晒得软趴趴，踩上去都担心鞋底沾下一层沥青来。就是在这么个天儿，西直门犄角旮旯里，总有那么个小小的盒饭摊子，雷打不动地支棱着。
掌勺的是位四十来岁的妇女，街坊都喊她“快手刘姐”。手脚麻利，人也爽利，只是眉宇间总锁着一股子挥之不去的疲惫，像是跟生活这头犟驴较了半辈子的劲儿。她那儿的盒饭，十块钱一份，两荤两素，米饭管够，在这寸土寸金的地界儿，简直是上班族和体力劳动者的福音。
王小栓，就是这福音的忠实信徒之一。他在附近一栋写字楼里当个小文员，不好不坏地混着日子，每天中午雷打不动，溜达到刘姐这儿解决午饭。图的就是个实惠、方便，还有那股子家常菜的实在味儿。
这天中午，热得邪乎，王小栓心里也跟着烦躁。手里拿着手机，一边划拉着那些永远看不完的短视频，一边心不在焉地扒拉着饭盒里的饭菜。红烧肉腻了点，炒豆角老了些，心里嘀咕着，筷子就慢了下来。最后，饭盒里还剩着小半，主要是米饭，沾着些油腻的菜汤。他觉得实在吃不下了，起身，端着饭盒就往旁边那个油渍麻花的垃圾桶走去。
“哎！你等等！”
一声清脆又带着点火气的女高音，像鞭子似的抽在王小栓后背上。他一愣，回头，正是快手刘姐，一手拿着大勺，一手叉着腰，汗珠子顺着她那被油烟熏得有些发黄的脸颊往下淌。
“你那饭，吃完了？”刘姐眼睛瞪得溜圆，盯着王小栓手里的饭盒。
王小栓有点儿懵，下意识地答：“啊？吃…吃完了。”
“吃完了剩这么多？”刘姐几步跨过来，指着饭盒，“这白花花的米，这菜，你当是大风刮来的 ？吃了多少扔多少！这点儿东西，多少人心心念念的！你这样，一辈子别来了！”
声音不大不小，但穿透力极强，像锥子似的扎进王小栓的耳朵里。周围几个埋头吃饭的人，也都抬起了头，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他脸上。王小栓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红得发紫，像是刚出锅的猪肝。他想辩解几句，说自己不是故意的，说天气太热没胃口，可话到嘴边，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他看着刘姐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看着周围人或好奇或鄙夷或麻木的眼神，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羞愧、委屈、愤怒，还有一丝莫名的恐惧，搅和在一起。他几乎是逃也似的，把饭盒往垃圾桶里一丢，低着头，快步离开了这个让他无地自容的角落。
“一辈子别来了！”
这五个字，像个魔咒，钻进了王小栓的脑子里，嗡嗡作响。
起初几天，他赌着气，宁愿多走两条街，去吃那些又贵又不好吃的连锁快餐。可心里总觉得不得劲儿，像是缺了点什么。吃着包装精美的汉堡，他会想起刘姐那带着锅气的炒菜；喝着加冰的可乐，他会想起刘姐摊子上免费的、带着淡淡甜味的绿豆汤。
更让他不安的是，他发现自己好像真的“来不了”刘姐的摊子了。不是他不想去，而是每次走到那个路口，脚步就像灌了铅，怎么也迈不过去。有一次，他下定决心，想去跟刘姐道个歉，哪怕只是买份饭，老老实实吃完。可刚走到巷口，就看见刘姐正低头忙活着，那眼神偶尔扫过街面，锐利得像鹰。王小栓的心猛地一缩，冷汗瞬间就下来了，好像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是个罪犯，正被苦主盯着。他落荒而逃。
渐渐地，这件事开始变得荒诞起来。他开始做梦，梦见自己端着吃剩的饭盒，站在刘姐面前，刘姐的脸变得巨大，眼睛里喷着火，反复念叨着：“一辈子别来了！一辈子！” 他想逃，却发现双脚被钉在地上。周围的人围成一圈，指指点点，他们的脸模糊不清，但嘲笑声却异常清晰。
他开始失眠，食欲不振。工作也频频出错。同事们觉得他有点不对劲，问他怎么了，他只是摇摇头，说不出个所以然。他无法向人解释，自己是被一份十块钱的盒饭，一句“一辈子别来”给困住了。这听起来多么可笑，多么微不足道。可这微不足道的“罪名”，却像卡夫卡笔下的某种审判，没有法官，没有法庭，却无处不在，压得他喘不过气。
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犯了什么滔天大罪？浪费粮食，固然不对，可至于要被判处“终身禁入”吗？还是说，这不仅仅是浪费粮食的事？是他这种对生活、对他人劳动成果的漫不经心，触碰到了某种更深层的东西？是刘姐那句充满“阶级仇恨”般的怒吼，点燃了他内心深处潜藏的、对于自身生活状态的某种焦虑和不安？他不知道。
秋风起了，天气凉快了些。王小栓偶尔路过那个巷口，会下意识地朝里望一眼。刘姐的摊子依旧在那里，人来人往，热气腾腾。她好像完全忘了他这个人，依旧麻利地挥舞着大勺，给这个城市里奔波的人们，提供着一份份廉价而实在的温饱。
王小栓站在巷口，看着那袅袅升起的白烟，闻着那熟悉的饭菜香味，心里空落落的。他觉得自己像个被驱逐的孤魂，永远也回不去那个曾经给予他片刻慰藉的角落了。那句“一辈子别来了”，像一道无形的墙，也像一个沉重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上，提醒着他那个炎热午后，一份十块钱盒饭所带来的，荒谬而又无比真实的困境。他站了很久，直到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像一个巨大的问号，投射在这灰扑扑的世间。 他默默地想，或许，有些人，有些地方，就是这样，一旦错过了，或者说，一旦被“宣判”了，就真的，一辈子也回不去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