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的身份

王伟第一次听说自己的护照被“埋了”的时候，以为是个蹩脚的玩笑，或者是翻译错误。他当时正站在临时安置点那顶漏风的帐篷外，试图从分发救援物资的官员那里打听一点关于回国的消息。缅甸的这场地震来得猝不及防，震垮了房屋，也震碎了许多人本就脆弱的生活。

“埋了？”王伟重复道，声音干涩。

那位穿着制服、面色疲惫的本地官员点了点头，用不甚流利的中文解释：“是的，埋了。和……很多其他人的护照一起。在一场……余震还是什么之后，工地上发现的。”

工地？哪个工地？为什么是工地？谁埋的？无数个问题像地震后的余尘一样，瞬间塞满了王伟的大脑，让他几乎窒息。但他问不出口，因为官员已经转向下一个焦急等待的人，留下王伟独自面对这个荒诞的事实。

他的身份，那个标注着他姓名、籍贯、出生日期，证明“他是谁”的小本子，此刻正躺在异国他乡冰冷潮湿的泥土之下。这感觉比房屋倒塌更让人眩晕。房子没了，可以再建，或者离开。可护照没了，尤其还是以这种方式“没了”，他觉得自己像是被连根拔起，却又无处栽种。

接下来的几天，王伟和其他同样遭遇“护照被埋”的同胞们开始了漫长而徒劳的奔波。他们先是去了那个所谓的“工地”，一片混乱的废墟，几台挖掘机停在那里，像史前巨兽的骨骸。负责人说，护照确实挖出来一批，混在泥土和瓦砾里，但具体是谁的，有多少，现在无法确认，需要“上报”、“登记”、“核实”。这个过程需要多久？没人知道。负责人耸耸肩，递给他们一张表格，表格的抬头印着一个模糊不清的机构名称。

表格要求填写姓名、原护照号码、身份证号码、国内联系方式，甚至还有“护照被埋的可能原因猜测”。王伟盯着最后一栏，笔尖悬在半空。他能写什么？地壳运动的玩笑？官僚体系的梦游？还是某种他无法理解的、来自更高层面的恶意？他最终空着那格，将表格交了上去，感觉自己像是在参与一场精心设计的滑稽剧。

他们又去了大使馆寻求帮助。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彬彬有礼，表示已经“知悉此事”，并“正在与当地政府协调处理”。他们发布了一份官方回应，措辞严谨，表达了关切，并提供了联系电话。王伟打了那个电话，永远是忙音，或者转接到一个无人应答的语音信箱，里面用标准的女声重复着：“您的信息已被记录，请耐心等待。”

等待。这成了他们唯一能做，也必须做的事情。在等待中，时间失去了刻度。日子像一条无限循环的传送带，把他们从一个临时办公室送到另一个临时办公室，从一个敷衍的承诺送到另一个模糊的保证。他们填了更多的表格，有些表格的内容互相矛盾，仿佛来自不同的宇宙。在一个办公室，他们被告知护照可能已被统一销毁；在另一个办公室，又被告知正在努力“修复”那些被泥土污染的证件。

王伟开始观察那些同样失去护照的人。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焦虑、疲惫和一种奇异的茫然。他们聚在一起低声交谈，交换着道听途说的消息，每一个传言都像是一根救命稻草，却又迅速沉没。有人说，这是一个阴谋，目的是阻止他们离开；有人说，这是神的惩罚；还有人，像王伟一样，只是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荒谬。

一天晚上，王伟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在一个巨大的图书馆里，书架高耸入云，望不到尽头。图书馆里没有书，只有一排排的抽屉，每个抽屉上都贴着标签。他在迷宫般的过道里疯狂奔跑，寻找着写有自己名字的那个抽屉。他知道，他的护照就在其中一个抽屉里。但抽屉太多了，标签上的文字模糊不清，有些甚至是用他看不懂的符号写成的。他跑着跑着，忽然发现周围的人都变成了镜子里的他，他们都和他一样，在无尽的抽屉间徒劳地寻找。他惊醒过来，帐篷外余震的轻微晃动，让他分不清梦境与现实。

他开始怀疑，那个“被埋的护照”是否真的存在过。或许，他的身份从一开始就是虚构的，是一个随时可能被泥土掩埋的脆弱概念。他触摸自己的脸，感觉陌生。没有了那个小本子，他还是王伟吗？或者，他只是一个等待被重新定义的空白符号？

大使馆再次发布了通告，回应称“大部分护照信息已核实，正在加紧补办相关证明”。这消息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激起了一点涟漪，但潭水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因为“大部分”并不意味着全部，“正在加紧”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王伟站在人群中，听着周围人既兴奋又不安的议论，心里却没有任何波澜。

他走到安置点边缘，望着远处那片据说埋藏着他们身份的土地。那片土地看起来平平无奇，和其他任何一片灾后的土地没什么两样。泥土之下，或许真的有他的护照，那本记录着他过去、定义着他此刻的小册子。但他也知道，即使某天它被挖出来，被清理干净，递回到他手中，有些东西也永远地被埋葬了。那种被庞大而无形的系统随意摆弄的无力感，那种对自身存在产生的深刻怀疑，已经像种子一样，在他心底生根发芽。

他想起博尔赫斯笔下那些迷宫和循环。或许，他并不是在等待护照被挖出，而是在等待这场荒诞剧的落幕，或者，等待自己习惯这种悬置的状态，习惯成为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在现实与虚无的边界线上，继续这场不知终点的旅程。远方的天空阴沉着，像一张填满了无数待办事宜却无人处理的巨大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