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应和着清明这个时节特有的潮湿与沉郁。对王海来说，这雨声像是某种永恒的背景音，如同他身体内部器官运转时发出的沉闷轰鸣。

就像一股突如其来的高烧，关于金价即将冲破每克一千元大关的消息，迅速席卷了王建国所在的这座北方工业城市。退休前是国营机床厂老师傅的王建国，对此最初是嗤之以鼻的。在他看来，黄金这玩意儿，除了婚礼上给儿媳妇添点“面子”，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实际用处。不能吃不能穿，放在家里还怕贼惦记。

然而，这股“淘金热”的温度，却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渗透进他平静的退休生活。先是小区棋牌室的老张，神秘兮兮地展示刚从银行取出来的“小黄鱼”，声称这是对抗通胀的“硬通货”；接着是菜市场卖豆腐的老李，也开始念叨着要把攒下的辛苦钱换成金豆子，“心里踏实”。电视里的财经评论员，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分析着全球经济形势，美元的疲软，地缘政治的紧张，仿佛都在为这金色的狂热背书。每一个跳动的数字，每一次关于“避险”的强调，都像锤子一样，敲打着王建国原本坚固的价值观念。

清晨四点半，天还没亮透，灰蒙蒙的像灶膛里刚熄了火的余烬。老张揉着惺忪的睡眼，趿拉着布鞋，端着他那掉了瓷的搪瓷缸子，到院儿里接自来水。水龙头“吭哧”了两声，才不情不愿地吐出细细的水流，冰凉刺骨。

据说，在这座迷宫般的城市最深处，在那些早已被遗忘的档案馆的尘埃里，住着一位名叫奥雷里奥的抄写员。旁人只知他终日与发黄的纸页和褪色的墨迹为伴，却无人知晓，他并非在誊抄历史，而是在追寻一种更为古老、更为隐秘的知识——关于黄金的真正本质。

老杜布瓦觉得自己的肋骨断了。不是那种隐隐作痛，而是仿佛有一根烧红的铁钎，随着每一次呼吸，每一次轻微的挪动，狠狠地在他的左侧胸腔里搅动。这疼痛来得如此真切，如此蛮横，就像生活本身常常对他施加的那样。他是在那该死的、结了薄冰的台阶上滑倒的，当时手里还提着一小袋皱巴巴的土豆，那是他接下来三天的食粮。

王德顺觉得自个儿的心，像挂在窗沿下那块快要掉下来的水泥皮儿，悬着，悠荡着，就等那最后“啪嗒”一声。可这声“啪嗒”，它就是迟迟不来。

K先生收到那份文件时，正在用调羹刮着碗底最后一点麦片粥。邮递员甚至没有敲门，那封厚实的、带有某种官方印记的米色信封就像是凭空出现在门垫上，散发着一股档案室特有的陈旧纸张和干涸墨水的混合气味。他甚至不记得自己是否听到了脚步声。

北京的春天，风还是那么回事儿，不大不小，可就爱扬土，迷眼睛。老刘头缩着脖子，蹬着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自行车，往新开的那家“盒什么马”超市去。老伴儿昨儿个念叨，说邻居张大妈在那儿买着一种“进口的、特别暄软”的面包，让他也去开开眼，顺道捎两片尝尝鲜。

四月一日还没到，空气里就已经弥漫着一种不确定的味道。像是不小心打翻了胡椒瓶，细微的颗粒悬浮在各处，随时准备让你打个突兀的喷嚏。我的猫已经失踪三天了。它不是那种喜欢离家出走的类型，总是在沙发固定的角落睡觉，或者在我听比尔·艾文斯的唱片时，用尾巴尖轻轻敲打地板，发出几乎听不见的节拍。这次，它就那么消失了，连一声告别的喵呜都没留下。

我像往常一样煮咖啡，看着热水缓慢地渗过咖啡粉，深褐色的液体滴进玻璃壶里。窗外的天空是那种典型的、缺乏个性的城市灰。也许猫只是厌倦了这种灰色，去找一片真正的、绿色的草地了。这种想法没什么根据，但聊胜于无。

老王觉得自己快要被这些纸箱子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