秤上的北京
清晨四点半,天还没亮透,灰蒙蒙的像灶膛里刚熄了火的余烬。老张揉着惺忪的睡眼,趿拉着布鞋,端着他那掉了瓷的搪瓷缸子,到院儿里接自来水。水龙头“吭哧”了两声,才不情不愿地吐出细细的水流,冰凉刺骨。
清晨四点半,天还没亮透,灰蒙蒙的像灶膛里刚熄了火的余烬。老张揉着惺忪的睡眼,趿拉着布鞋,端着他那掉了瓷的搪瓷缸子,到院儿里接自来水。水龙头“吭哧”了两声,才不情不愿地吐出细细的水流,冰凉刺骨。
王老五,人叫他“老王头”,其实不算顶老,刚过六十,背有点驼,像村口那棵老核桃树,看着蔫,其实骨头还硬朗。他在豫东这片黄土地上刨了大半辈子食,土坷垃比亲儿子还熟。村子叫王家圪垯,不大,几十户人家,鸡犬相闻,日子过得像那村头的河水,看着流,其实还是那点儿事,波澜不惊。
那条人行道,说起来有点意思。就在我们家附近那条老街上,挨着一面爬满油腻腻爬山虎的旧墙。一开始没人注意,大家都贴着墙根走,或者干脆走到马路牙子上,踮着脚尖躲自行车。后来不知道哪个好事者拿尺子量了,说,喂,这玩意儿只有十厘米宽。十厘米,同志们,什么概念?就是我那只穿了多年、鞋底快磨平的42码破皮鞋,横着放都放不下。竖着放,也得把脚脖子扭成个诡异的角度。
丈夫消失的方式,就像夏日午后落在滚烫柏油路上的一滴水,哧的一声,蒸发得无影无踪。没有争吵,没有预兆,甚至没有一封潦草的告别信。他就那样消失了,连同他放在玄关的跑鞋、衣柜里几件熨烫平整的衬衫,以及我们共同拥有过的七年时光。那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
K第一次注意到那个数字,是在通勤地铁的滚动屏幕上。一个金黄色的数字,旁边跟着一个同样颜色的上下箭头,安静地在拥挤、灰暗的车厢里闪烁。起初它只是众多信息流中的一个碎片,与天气预报、广告标语和公益宣传并无二致。他甚至不确定那代表什么,只隐约知道与“金价”有关,一种遥远而贵重的金属。
然而,那数字似乎有某种黏性。第二天,它出现在办公室电梯间的显示屏上,数字变了,箭头指向下方,仿佛带着一丝沮丧。中午去便利店买三明治,收银台旁的小电视也在播放财经快讯,那个金黄的数字再次映入眼帘,箭头激烈地向上跳动。K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仿佛这个数字正悄无声息地渗入他生活的每个角落。他并不持有黄金,也从不关心投资,他的薪水仅够维持不好不坏的生活,像大多数同事一样,在巨大的办公楼里占据一个格子,处理着永无止境的文件,这些文件似乎指向某个宏伟的目标,但具体是什么,谁也说不清。
石磊觉得,自己像是这巨大洞穴里的一只萤火虫,渺小,却必须发光——尽管那光,不过是为了照亮一小块涂抹着鹅肝酱或是草莓酱的饼干。他工作的这家名为“巨仓”的会员制商店,像一座钢铁与水泥构筑的山脉,里面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从天花板一直倾泻到地面,形成色彩斑斓的峭壁。人们推着巨大的购物车,如同河流中的舟楫,在这座山脉的峡谷间穿行,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好奇与占有欲的表情。
天儿阴沉沉的,像是谁家死了老太太,憋着劲儿要哭一场。老北京胡同口儿的“聚贤茶馆”里,却热闹得像开了锅。
那天,我坐在电脑前,百无聊赖地刷着各种App。突然,一条推送吸引了我的注意:“震惊!雷布斯樱花照竟成违禁词!”
那份名单是在一个阴沉的早晨出现的,像一张从天而降的判决书,悄无声息地落在了校长办公桌上。薄薄的一张A4纸,上面打印着十几个名字,全是本校学生。名字后面,用红色的墨水,触目惊心地标注着两个字:坠亡。
老李头觉得自己快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