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个周二的下午知道这个消息的。收音机里，一个播音员用平板的语调念着新闻，江西万年县，2025年起不再招聘英语教师。我正煮着咖啡，水烧开的嘶嘶声和播音员的声音混在一起，像某种老旧的爵士乐。
我放下手中的摩卡壶，走到窗边。窗外，雨下个不停。灰色的天空像一张巨大的、湿漉漉的旧报纸，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我想起我的英语老师，一个喜欢穿格子衬衫、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男人。他总是在课间休息时，放一些披头士的歌。他说，那是他青春的回忆。而现在，英语，连同那些歌，似乎都要从这座小县城里消失了。
老刘头这辈子没别的爱好，就爱看个球。准确地说，是看国足的球。倒不是因为踢得有多好，恰恰相反，是因为踢得实在太烂。烂出了一种境界，烂出了一种风格，烂得让人欲罢不能，就像明知是苦酒，还非要一饮而尽。
老陈的手机是儿子淘汰下来的旧式按键机，除了接打电话，屏幕上那些闪烁的图标对他来说如同古老的象形文字，既熟悉又陌生。他每个月都会准时去街角的营业厅缴纳话费，不多不少，每次都是五十元。营业员小姐机械地敲击着键盘，递给他一张薄薄的纸片，上面印着一些他看不懂的数字和符号。
我是在一个阴郁的下午知道包裹丢了的。电话那头的声音机械而冷漠，像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重复着“抱歉”、“无法追踪”、“建议报警”之类的字眼。我挂了电话，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三月的东京，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潮湿和腐烂的气息。
这年头，谣言比麻雀还飞得快，人心比墙皮还容易剥落。
老李头，原先是养蜂的。他那点儿蜜，甜得齁嗓子，带着股子山野的清香。可如今，老李头不养蜂了，改在郑州东站卖蜜。倒不是他不想养，是那蜂儿，都快绝了种。没了蜜蜂，他这手艺，也就成了空壳。
阿Q最近觉得有些燥热，大约是天气转暖，又到了喝冰水的时节。他照例踱进那家“蜜雪冰城”，门口的雪王依旧笑嘻嘻的，只是那笑容，在阿Q眼里，似乎多了几分诡异。
“来一杯柠檬水。”阿Q说，声音有些沙哑。
我叫王二，但我不承认自己是王二，尽管户口本、身份证、毕业证以及单位开的各种证明上都白纸黑字写着这两个字。我认为自己是个人物，一个有智慧、有思想、有待被历史洪流裹挟着冲上人生巅峰的人物。当然，这巅峰不是珠穆朗玛，而是某种更形而上的东西，比如，智慧的顶峰。
老李头顶那片星空已经看了九个月了，确切地说，是飘着看了九个月。这可不是什么浪漫的事，就像你被关在一间只有马桶和压缩饼干的禁闭室里，唯一不同的是，这个禁闭室外面是真空，以及一些闪着冷光的星星。
这事儿说起来就他娘的操蛋。老李，一个经验丰富的宇航员，本来应该三个月前就回到地球，抱着他那还没见过面的孙子，喝着小酒，吹嘘自己在太空里放的屁是如何改变了人类历史。但现在，他只能通过一个破烂的通讯器，听着地球上那些官僚们扯皮。
那一年，我决定不跟时代赛跑，改为和时代并排散步。这决定一半出于懒惰，一半出于一种难以名状的哲学思考。总之，我辞掉了在公关公司熬夜P图的工作，搬到了城郊一间据说闹鬼的老房子里。房租便宜得令人发指，以至于我怀疑房东才是真正的鬼。
我的新生活很简单：白天睡觉，晚上看新闻，偶尔写点没人看的东西。这天晚上，新闻比往常热闹。先是郭晓婷女士买的贴身衣物上发现了霉斑，这让我想起了我那几条搁置已久、恐怕也已“绿意盎然”的内裤。紧接着，是“胖猫事件”的真相还原，90多吨食物被浪费，这让我想起了我冰箱里那颗孤独的、已经开始怀疑猫生的白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