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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降落在凯夫拉维克时，天色是一种难以形容的灰蓝，混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硫磺气味。下午三点，阳光却吝啬得如同午夜前的残光。我来雷克雅未克参加一个小型翻译研讨会，主题无关紧要，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真正吸引我的是“冰岛”这个名字本身，像一块未经雕琢的黑曜石，冷硬，边缘锋利，内部却可能藏着意想不到的光。

北京的风，据说刮到了十二级。我在单位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对着电脑屏幕发呆，琢磨着午饭是吃楼下的盖浇饭还是隔壁的拉面。十二级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厉害，像是个将军的军衔，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权威。但我当时没太当回事，北京嘛，春天刮点风是例行公事，像老太太的唠叨，听多了也就习惯了。顶多就是头发乱点，脸上多点土，权当是免费的磨砂护理。

城东的老图书馆，有些年头了。灰扑扑的砖墙，高高的窗户透着一股子沉静，也透着一股子不合时宜的固执。来这儿的人，大多是些熟面孔，退休的老先生老太太，寻个清净地儿看报；准备考试的学生，一泡就是一天；还有像我这样的闲人，没地儿去，就来这儿，假装还在求知，其实不过是混混日子，看看窗外头那棵老槐树发呆。

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王老头，快退休了。在这巴掌大的地方坐了快三十年，经手的红本子、绿本子，摞起来怕有半人高。红本子是喜庆，烫金的字在阳光下有点晃眼；绿本子，颜色就沉闷些，像秋末池塘的水，不起波澜，底下却压着事儿。

最近，来了个新规定，说是结婚、离婚，都不再需要看户口本了。

凌晨两点十七分，我仍然醒着。窗外的雨不大，但足够执着，像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妇人，没完没了地重复着某种早已被遗忘的抱怨。收音机里，比莉·哈乐黛正唱着一支关于失去的歌，她的嗓音像磨砂玻璃，粗糙，却透着奇异的光。我在沙发上，手里握着一杯早已冷却的威士忌加冰。冰块融化殆尽，只留下稀薄的琥珀色液体，尝起来像某种失败人生的隐喻。

王翠芬的腿，本来是直的。

清晨六点十七分，闹钟还没响，我就醒了。窗外的天色是一种稀薄的、像洗过很多次的蓝灰色，带着点宿醉未醒的疲惫感。这城市总是这样，醒得不情不愿。我的身体里似乎也装着一个同样的闹钟，比床头那个机械玩意儿更精准，也更固执。

他，我们姑且称他为K，或者更准确地说，编号 G/T 718 的档案管理员，并不记得自己是从何时开始在这座庞大如巴别图书馆的海关总署档案室工作的。日子像是用同一枚印章反复盖下的戳记，模糊而雷同。他的职责是接收、分类、归档那些雪片般从世界各个角落飞来的，关于关税调整的公告。这些公告，起初只是零星的低语，后来逐渐汇聚成喧嚣的洪流，最终演变成一种持续不断的、震耳欲聋的轰鸣。

那天下午，和往常的任何一个下午一样，平淡无奇，甚至可以说有点乏味。空气里漂浮着若有若无的尘埃和初夏将至未至的暖意。我刚结束一份没什么意思的翻译工作，正戴着耳机，听着比尔·埃文斯的《Waltz for Debby》，走在回家的路上。路过街角那家蜜雪冰城时，某种异样感像一枚细小的石子，精准地投入了我意识的平静湖面。

K第一次注意到那个冰箱贴，是在同事小王的办公隔间挡板上。那是一个色彩鲜艳、造型略显笨拙的卡通形象，咧着一张过于灿烂的笑脸，旁边印着一句没头没脑的励志短语，好像是“今天也要加油鸭”之类。K当时只是瞥了一眼，心里甚至有点不以为然，觉得这种东西幼稚得可以。办公室格子间本就逼仄，贴上这么个东西，更显得拥挤，甚至有点……绝望。一种试图用廉价的色彩和口号对抗单调现实的，徒劳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