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头觉得自己活得像个盆栽。不是那种精心修剪、颇有禅意的盆栽，而是被随便插在土里，搁在窗台上，定期浇点水，仅此而已。这个“土”就是阳光养老院，“水”就是一天三顿的糊糊、药片和护工偶尔的微笑。窗台外面，理论上是世界，但隔着一层擦得模糊的玻璃和一道明晃晃的不锈钢护栏，那世界就变得跟电视里的风景画差不多，遥远且不真切。
护栏是去年统一安装的，据说是为了安全。院长在全体老人大会上唾沫横飞地讲了一个钟头，主题思想就是：这玩意儿能防止你们掉下去。老周头当时坐在下面打瞌睡，心想，掉下去？这三楼的高度，说高不高，说低不低，掉下去大概率也就是摔断几根骨头，然后在床上躺成更标准的盆栽。他真正不爽的是，这护栏明晃晃的，像监狱的栅栏，时刻提醒你：你被圈养了。
收音机里传来消息的时候，我正在煮意大利面。不是什么特别的意大利面，就是最普通的那种，配上超市买的番茄罐头酱汁，再撒点干酪粉。窗外下着不大不小的雨，四月的雨，带着一种洗刷一切却又什么都没洗掉的黏腻感。主持人用一种训练有素、毫无波澜的语调播报：“金价今日再度大幅跳水……”后面跟着一连串数字和分析，听起来就像远方某个星球传来的信号，与我锅里冒着热气的面条毫无关系。
小李的电动车像一只疲惫的甲虫，穿梭在城市钢铁与玻璃构成的峡谷里。手机屏幕上跳出新的订单，金色的字体标注着“优先配送”，地址是一个他从未去过的老旧小区——“迷迭园”。备注栏里只有简单的几个字：“急用药，请务必快点，谢谢。”
他熟练地取货，是一家灯火通明的连锁药店。药剂师递给他一个封好的小纸袋，很轻，里面似乎只有一盒药。他瞥了一眼电子面单，收件人姓名是“K先生”，没有具体门牌号，只有一个单元号：“3单元，顶楼”。药店的灯光惨白，照得药剂师的脸像一张模糊的面具。
K先生收到那份文件时，正在用调羹刮着碗底最后一点麦片粥。邮递员甚至没有敲门，那封厚实的、带有某种官方印记的米色信封就像是凭空出现在门垫上，散发着一股档案室特有的陈旧纸张和干涸墨水的混合气味。他甚至不记得自己是否听到了脚步声。
四月一日还没到，空气里就已经弥漫着一种不确定的味道。像是不小心打翻了胡椒瓶，细微的颗粒悬浮在各处，随时准备让你打个突兀的喷嚏。我的猫已经失踪三天了。它不是那种喜欢离家出走的类型，总是在沙发固定的角落睡觉，或者在我听比尔·艾文斯的唱片时，用尾巴尖轻轻敲打地板，发出几乎听不见的节拍。这次，它就那么消失了，连一声告别的喵呜都没留下。
我像往常一样煮咖啡，看着热水缓慢地渗过咖啡粉，深褐色的液体滴进玻璃壶里。窗外的天空是那种典型的、缺乏个性的城市灰。也许猫只是厌倦了这种灰色，去找一片真正的、绿色的草地了。这种想法没什么根据，但聊胜于无。
王伟第一次听说自己的护照被“埋了”的时候，以为是个蹩脚的玩笑，或者是翻译错误。他当时正站在临时安置点那顶漏风的帐篷外，试图从分发救援物资的官员那里打听一点关于回国的消息。缅甸的这场地震来得猝不及防，震垮了房屋，也震碎了许多人本就脆弱的生活。
我是在一家爵士乐酒吧里听到这个消息的。电视机挂在吧台的角落，无声地播放着新闻。女主播面容姣好，嘴唇开合，吐出“世纪婴儿”和“去世”这样的字眼。我盯着屏幕下方滚动的字幕，确认了这条消息的真实性。
我是在一个下着雨的午后走进那家黄焖鸡店的。雨不大，却也足以把整座城市染成一种暧昧的灰蓝色。店里没什么人，只有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穿格子衬衫的男人，面前摆着一份已经凉透了的黄焖鸡，和一杯冒着虚无热气的啤酒。
我找了个离他最远的位置坐下，点了一份黄焖鸡，不要米饭。服务员是个面无表情的年轻女孩，像是刚从一部黑白电影里走出来。她机械地重复了一遍我的点单，转身走向后厨，留下一个空洞的回声在店里飘荡。
李明抬起头，揉了揉酸胀的眼睛，看了看电脑右下角的时间——20:58。
“还有两分钟……”他心里默念，有些紧张，又有些期待。
老李退休了，日子突然空得像刚洗过的白瓷碗，能照出人影儿来。
老伴儿前年走了，儿子在国外，一年也难得回来一趟。老李就这么一个人，守着一套两居室的老房子，数着墙上的斑点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