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水费与看不见的水龙头
王建国拿到那张水费单的时候,起初以为是个印错了的笑话。米白色的纸张,规整的宋体字,上面清晰地打印着一串数字:39390元。缴费期限是下周三。他反复看了三遍,又拿起手机日历确认了一下,没错,他们搬进这套倾注了半生积蓄的新房,才刚刚十八天。
王建国拿到那张水费单的时候,起初以为是个印错了的笑话。米白色的纸张,规整的宋体字,上面清晰地打印着一串数字:39390元。缴费期限是下周三。他反复看了三遍,又拿起手机日历确认了一下,没错,他们搬进这套倾注了半生积蓄的新房,才刚刚十八天。
清晨四点半,天还没亮透,灰蒙蒙的像灶膛里刚熄了火的余烬。老张揉着惺忪的睡眼,趿拉着布鞋,端着他那掉了瓷的搪瓷缸子,到院儿里接自来水。水龙头“吭哧”了两声,才不情不愿地吐出细细的水流,冰凉刺骨。
据说,在这座迷宫般的城市最深处,在那些早已被遗忘的档案馆的尘埃里,住着一位名叫奥雷里奥的抄写员。旁人只知他终日与发黄的纸页和褪色的墨迹为伴,却无人知晓,他并非在誊抄历史,而是在追寻一种更为古老、更为隐秘的知识——关于黄金的真正本质。
K先生收到那份文件时,正在用调羹刮着碗底最后一点麦片粥。邮递员甚至没有敲门,那封厚实的、带有某种官方印记的米色信封就像是凭空出现在门垫上,散发着一股档案室特有的陈旧纸张和干涸墨水的混合气味。他甚至不记得自己是否听到了脚步声。
没有人确切记得“和谐器”(有人私下里,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恐惧,称之为“向善机器”)是何时,又是如何悄然嵌入我们生活的脉络之中的。如同一种无声的孢子,它似乎是伴随着城市光纤的每一次延伸,每一次系统升级,无形地弥漫开来。最初的记载,散落在一些早已被遗忘的技术论坛的存档深处,提及一个旨在“优化社会福祉”、“提升公民道德感”的实验性项目。项目代号模糊,资金来源隐秘,发起者更是语焉不详,仿佛一群匿名的神祇,在数字的迷雾后播撒福祉的种子。
丈夫消失的方式,就像夏日午后落在滚烫柏油路上的一滴水,哧的一声,蒸发得无影无踪。没有争吵,没有预兆,甚至没有一封潦草的告别信。他就那样消失了,连同他放在玄关的跑鞋、衣柜里几件熨烫平整的衬衫,以及我们共同拥有过的七年时光。那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
K第一次注意到那个数字,是在通勤地铁的滚动屏幕上。一个金黄色的数字,旁边跟着一个同样颜色的上下箭头,安静地在拥挤、灰暗的车厢里闪烁。起初它只是众多信息流中的一个碎片,与天气预报、广告标语和公益宣传并无二致。他甚至不确定那代表什么,只隐约知道与“金价”有关,一种遥远而贵重的金属。
然而,那数字似乎有某种黏性。第二天,它出现在办公室电梯间的显示屏上,数字变了,箭头指向下方,仿佛带着一丝沮丧。中午去便利店买三明治,收银台旁的小电视也在播放财经快讯,那个金黄的数字再次映入眼帘,箭头激烈地向上跳动。K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仿佛这个数字正悄无声息地渗入他生活的每个角落。他并不持有黄金,也从不关心投资,他的薪水仅够维持不好不坏的生活,像大多数同事一样,在巨大的办公楼里占据一个格子,处理着永无止境的文件,这些文件似乎指向某个宏伟的目标,但具体是什么,谁也说不清。
我觉得吧,那天热得像个巨大的、湿漉漉的拥抱,空气粘稠得能糊住人的嗓子眼。我和胖墩走在通往国境线的那条路上,感觉自己像两块正在融化的黄油。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我们身上都长满了“东西”。不是青春痘,也不是肿瘤,是活的,硬壳的,还在蠕动的乌龟。一共二十八只,不多不少,用宽胶带和破布条子紧紧地绑在我们赤裸的胸膛和后背上。十四只在我这儿,十四只在他那儿,像某种怪异的、对称的酷刑。
石磊觉得,自己像是这巨大洞穴里的一只萤火虫,渺小,却必须发光——尽管那光,不过是为了照亮一小块涂抹着鹅肝酱或是草莓酱的饼干。他工作的这家名为“巨仓”的会员制商店,像一座钢铁与水泥构筑的山脉,里面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从天花板一直倾泻到地面,形成色彩斑斓的峭壁。人们推着巨大的购物车,如同河流中的舟楫,在这座山脉的峡谷间穿行,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好奇与占有欲的表情。
那份名单是在一个阴沉的早晨出现的,像一张从天而降的判决书,悄无声息地落在了校长办公桌上。薄薄的一张A4纸,上面打印着十几个名字,全是本校学生。名字后面,用红色的墨水,触目惊心地标注着两个字:坠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