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觉得，这城市的霓虹灯，有时候亮得像催命符。尤其是银行寄来的那封信，白纸黑字，措辞客气，却比冬天的寒风还刺骨——再不缴清拖欠的三个月房贷，他那鸽子笼似的家，就要挂上法拍的牌子了。
他的阵地，在一条不算繁华、但烟火气十足的小巷口。一块油腻腻的招牌，上书“老王记卤鹅”五个歪歪扭扭的字，是他在这个庞大都市里唯一的坐标。每当夜幕低垂，那口用了十几年的大锅便开始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浓郁的卤水香气，混杂着八角、桂皮和某种秘而不宣的香料味道，是附近街坊和晚归打工仔们最熟悉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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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城，是一头匍匐在灰色苍穹下的巨兽，它的骨架是钢铁，血脉是拥挤的街道。但近来，一种无形的瘟疫，比任何看得见的灾祸更令人窒息，正席卷着它庞大的身躯。这瘟疫，是风。不是田野间温柔的抚摸，不是海洋上壮丽的咆哮，而是来自地狱深渊的尖啸，一种足以撕裂灵魂、撼动存在的狂怒。
城东的老图书馆，有些年头了。灰扑扑的砖墙，高高的窗户透着一股子沉静，也透着一股子不合时宜的固执。来这儿的人，大多是些熟面孔，退休的老先生老太太，寻个清净地儿看报；准备考试的学生，一泡就是一天；还有像我这样的闲人，没地儿去，就来这儿，假装还在求知，其实不过是混混日子，看看窗外头那棵老槐树发呆。
梅姐的铺子，与其说是店，不如说是一个微缩的热带雨林。各种塑料花、小摆件、节日饰品层层叠叠，从地面一直攀爬到天花板，几乎要将那盏接触不良、忽明忽灭的白炽灯也吞噬进去。空气里弥漫着塑料、胶水和一种难以名状的、属于“世界工厂”心脏地带的尘埃气味。梅姐就坐在这片“雨林”的中央，一台老旧的电脑屏幕映照着她略显疲惫但依旧精明的脸。
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王老头，快退休了。在这巴掌大的地方坐了快三十年，经手的红本子、绿本子，摞起来怕有半人高。红本子是喜庆，烫金的字在阳光下有点晃眼；绿本子，颜色就沉闷些，像秋末池塘的水，不起波澜，底下却压着事儿。
最近，来了个新规定，说是结婚、离婚，都不再需要看户口本了。
凌晨两点十七分，我仍然醒着。窗外的雨不大，但足够执着，像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妇人，没完没了地重复着某种早已被遗忘的抱怨。收音机里，比莉·哈乐黛正唱着一支关于失去的歌，她的嗓音像磨砂玻璃，粗糙，却透着奇异的光。我在沙发上，手里握着一杯早已冷却的威士忌加冰。冰块融化殆尽，只留下稀薄的琥珀色液体，尝起来像某种失败人生的隐喻。
老马头一次听说“关税”这个词，是从街角那台老旧的收音机里。沙哑的男声，像裹着砂纸，摩擦着午后沉闷的空气，说着一些他听不太懂的词：壁垒、反制、清单……对他而言，这些词汇远不如他手中那块百年老榆木的纹理来得实在。老马是个木匠，一个快被这个时代遗忘的手艺人。他的世界，就是这间临街的、弥漫着木屑清香和旧时光味道的小铺子。
王翠芬的腿，本来是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