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科长近来有些消瘦，眼窝也深陷下去，仿佛被什么东西日夜啮咬着精神。熟悉他的人只当他是“公事繁忙，为国操劳”，偶有慰问，他也只是摆摆手，露出一丝苦涩而又仿佛含有深意的笑。没人知道，真正让他寝食难安的，不是办公室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而是他家那栋旧楼地下室里，静静趴着的一头“猛兽”。

清晨六点十七分，闹钟还没响，我就醒了。窗外的天色是一种稀薄的、像洗过很多次的蓝灰色，带着点宿醉未醒的疲惫感。这城市总是这样，醒得不情不愿。我的身体里似乎也装着一个同样的闹钟，比床头那个机械玩意儿更精准，也更固执。

他，我们姑且称他为K，或者更准确地说，编号 G/T 718 的档案管理员，并不记得自己是从何时开始在这座庞大如巴别图书馆的海关总署档案室工作的。日子像是用同一枚印章反复盖下的戳记，模糊而雷同。他的职责是接收、分类、归档那些雪片般从世界各个角落飞来的，关于关税调整的公告。这些公告，起初只是零星的低语，后来逐渐汇聚成喧嚣的洪流，最终演变成一种持续不断的、震耳欲聋的轰鸣。

李维觉得，自从他和晓芳分手后，他的电脑版微信就变成了一个充满恶意的幽灵法庭，而他是唯一的被告，罪名是“试图遗忘”。

没有人记得清确切的日期，或许是在一个格外潮湿的梅雨季末尾，也可能只是某个平平无奇、被遗忘在时间尘埃里的下午，总之，关于K博士和他那篇传奇论文的消息，如同一种无声的霉菌，悄然蔓延在大学古老而肃穆的回廊里。三个月，仅仅三个月，他完成了一篇长达十四万字的博士论文。这本身已近乎神迹，足以让那些皓首穷经的学者们感到不安与嫉妒。然而，真正令人眩晕的，是那份由冰冷的机器吐出的报告——查重率：0.1%。

那天下午，和往常的任何一个下午一样，平淡无奇，甚至可以说有点乏味。空气里漂浮着若有若无的尘埃和初夏将至未至的暖意。我刚结束一份没什么意思的翻译工作，正戴着耳机，听着比尔·埃文斯的《Waltz for Debby》，走在回家的路上。路过街角那家蜜雪冰城时，某种异样感像一枚细小的石子，精准地投入了我意识的平静湖面。

K第一次注意到那个冰箱贴，是在同事小王的办公隔间挡板上。那是一个色彩鲜艳、造型略显笨拙的卡通形象，咧着一张过于灿烂的笑脸，旁边印着一句没头没脑的励志短语，好像是“今天也要加油鸭”之类。K当时只是瞥了一眼，心里甚至有点不以为然，觉得这种东西幼稚得可以。办公室格子间本就逼仄，贴上这么个东西，更显得拥挤，甚至有点……绝望。一种试图用廉价的色彩和口号对抗单调现实的，徒劳的绝望。

张伟脖子上那条粗金链子，曾经是他安全感的图腾，如今却像一道冰冷的锁链，随着屏幕上不断跳水的金价，一寸寸勒紧他的呼吸。

那是在去年，当金价一路高歌猛进，突破一个个历史高点的时候，张伟加入了这场狂欢。他并非富豪，只是一个在城市里勤恳打拼的中年人，手里攒了些辛苦钱。看着小区里的邻居、办公室里的同事，甚至跳广场舞的大妈都在谈论黄金，那种“再不买就亏了”的焦虑感，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染。吴晓波老师笔下那种典型的时代浪潮下的个体选择——与其说是理性投资，不如说是对不确定未来的恐慌性对冲，以及对阶层跃升的一丝微弱渴望。

王建国拿到那张水费单的时候，起初以为是个印错了的笑话。米白色的纸张，规整的宋体字，上面清晰地打印着一串数字：39390元。缴费期限是下周三。他反复看了三遍，又拿起手机日历确认了一下，没错，他们搬进这套倾注了半生积蓄的新房，才刚刚十八天。

莉香，就像她那盆窗台上快要枯萎的茉莉，是这座水泥森林里不起眼的一抹绿意。她在一家不大不小的贸易公司做文员，每天的工作就是敲打键盘，复印文件，给老板泡永远不够烫的茶。生活像一条生锈的传送带，把她从日出送到日落，唯一的盼头，是梁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