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下个没完没了，像劣质唱片最后的循环音轨，沙哑，固执，带着一种令人厌烦的宿命感。我在公寓楼下的旧书店消磨时间，空气里弥漫着纸张霉变和廉价咖啡混合的气味。老板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头，总在柜台后面读着封面磨损的哲学书，仿佛世界末日也无法打扰他与康德或尼采的约会。

那座名为“永福”的超市，终究没能永续它的福祉。它像一头搁浅在城市边缘的疲惫巨兽，在宣告闭店清仓的那一天，吐出了最后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着廉价香皂、过期面包和某种更深沉的、名为“绝望”的气息。

刘文海，或者按他更习惯的称呼，刘老师，正在心里默默地倒数。还有四十七天。四十七天，他就能从这站了三十多年的讲台上退下来，揣着那份不算丰厚但也足够他回乡下养老的退休金，去侍弄他早就规划好的那片小菜园了。阳光、泥土、还有无所事事的自由——这对于一个月拿着两千块工资，在城市边缘租着一间狭小屋子的老教师来说，简直就是天堂的预告片。

飞机降落在凯夫拉维克时，天色是一种难以形容的灰蓝，混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硫磺气味。下午三点，阳光却吝啬得如同午夜前的残光。我来雷克雅未克参加一个小型翻译研讨会，主题无关紧要，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真正吸引我的是“冰岛”这个名字本身，像一块未经雕琢的黑曜石，冷硬，边缘锋利，内部却可能藏着意想不到的光。

老王每天下午都会沿着这条路散步。这条路没什么特别，就像这座城市里无数条路一样，两旁是些不高不矮的楼，开着各色店铺，人来人往，车流不息。阳光好的时候，梧桐树的影子会斑驳地洒在人行道上，给他一种平静的错觉。今天阳光算不上好，天色有些阴沉，空气里有种沉闷的湿气，预示着一场可能来临的雨。

老马，大名马德胜，可一辈子，他觉着自己活得挺“失败”的。名字是爹妈给的，图个吉利，盼个出息。可这“得胜”二字，搁在老马身上，多少有点儿讽刺的味儿。他在城北一个半死不活的街道工厂里混了快三十年，厂子效益跟秋后的蚂蚱似的，一年不如一年。他呢，也就是个看大门的，顺带着管管收发，每月拿着饿不死也撑不着的仨瓜俩枣。

没有人确切知道“关税豁免清单跨部门联合审议办公室”占据了多少楼层，或者说，这座建筑是否真的有“楼层”这种可供凡人理解的结构。人们只是传说，它像一个自我复制的灰色梦境，盘踞在城市的某个被遗忘的角落。我，沈默，是这里的低级档案员，编号718。我的工作，简单来说，是核对、归档那些获得“豁免”资格的商品清单。然而，“简单”这个词，在这里如同一个褪色的谎言，一个早已失传的古代笑话。

北京的风，据说刮到了十二级。我在单位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对着电脑屏幕发呆，琢磨着午饭是吃楼下的盖浇饭还是隔壁的拉面。十二级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厉害，像是个将军的军衔，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权威。但我当时没太当回事，北京嘛，春天刮点风是例行公事，像老太太的唠叨，听多了也就习惯了。顶多就是头发乱点，脸上多点土，权当是免费的磨砂护理。

北京城里，顶怕的就是刮大风。不是南边那种润润的风，是北方特有的，干，硬，带着沙土，呜呜地叫，跟狼嚎似的。尤其住高楼，风跟不要钱似的往窗户上撞，哐哐当当，玻璃都跟着抖。

我是在港务局浩如烟海的档案室里第一次注意到这九十艘船的。并非因为它们的数量——太平洋上往来的船只何止千万——而是因为一种近乎完美的、令人不安的对称性。它们，不多不少，恰好九十艘，永远保持着这个数目，像棋盘上位置固定的棋子，沿着几乎完全重合的航线，从东方的某个庞大港口出发，驶向遥远的美洲西岸。然后，几乎没有耽搁，它们又沿着另一条精确计算过的、略有不同的航线返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