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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起，天就不对头。

云南这边，天亮得晚。卯时过了，窗户外头还是灰蒙蒙的。老周头起来，趿拉着鞋，想到院里井边打水洗把脸。一推开门，愣住了。

丈夫消失的方式，就像夏日午后落在滚烫柏油路上的一滴水，哧的一声，蒸发得无影无踪。没有争吵，没有预兆，甚至没有一封潦草的告别信。他就那样消失了，连同他放在玄关的跑鞋、衣柜里几件熨烫平整的衬衫，以及我们共同拥有过的七年时光。那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

我觉得吧，那天热得像个巨大的、湿漉漉的拥抱，空气粘稠得能糊住人的嗓子眼。我和胖墩走在通往国境线的那条路上，感觉自己像两块正在融化的黄油。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我们身上都长满了“东西”。不是青春痘，也不是肿瘤，是活的，硬壳的，还在蠕动的乌龟。一共二十八只，不多不少，用宽胶带和破布条子紧紧地绑在我们赤裸的胸膛和后背上。十四只在我这儿，十四只在他那儿，像某种怪异的、对称的酷刑。

老张头最近有点迷糊。不是说脑子不够使了，是他觉着，这日子过得，好像哪儿不对劲，又说不上来。就像这北京开春儿的风，明明还是那个熟悉的胡同口，刮过来的味儿却掺了些别的，有点呛，还有点……虚。

老方，人们都这么叫他，尽管他觉得自己还没那么老，只是背有点驼，像被生活这副担子压久了的扁担。他在这个巨大的、日夜轰鸣的城市——上海——像一粒微尘般漂浮了几十年。这城市是钢铁的森林，玻璃的瀑布，霓虹灯组成的迷幻河流。而老方，只是蜷缩在老城厢逼仄弄堂里的一道影子，与那些光鲜亮丽的宏伟叙事隔着一整个世界。

那份名单是在一个阴沉的早晨出现的，像一张从天而降的判决书，悄无声息地落在了校长办公桌上。薄薄的一张A4纸，上面打印着十几个名字，全是本校学生。名字后面，用红色的墨水，触目惊心地标注着两个字：坠亡。

老刘头这辈子没别的爱好，就爱看个球。准确地说，是看国足的球。倒不是因为踢得有多好，恰恰相反，是因为踢得实在太烂。烂出了一种境界，烂出了一种风格，烂得让人欲罢不能，就像明知是苦酒，还非要一饮而尽。

我是在一个阴郁的下午知道包裹丢了的。电话那头的声音机械而冷漠，像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重复着“抱歉”、“无法追踪”、“建议报警”之类的字眼。我挂了电话，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三月的东京，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潮湿和腐烂的气息。

我是在下午三点十七分感受到地震的。

那时我正坐在电脑前，试图给我的小说结尾。窗外是成都特有的阴郁天空，像一块吸饱了水的灰毛巾，沉甸甸地压下来。空气中弥漫着火锅底料和潮湿泥土混合的味道，这是我熟悉的，成都的味道。

汤姆是美国社保局的一名普通职员，负责整理和核对社保申请资料。他每天的工作就是面对堆积如山的文件，重复着机械的动作。日子过得平淡无奇，就像他办公桌上的那盆仙人掌，不需要太多关注，也能顽强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