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夜墙壁与悬赏通缉

雨下个没完没了，像劣质唱片最后的循环音轨，沙哑，固执，带着一种令人厌烦的宿命感。我在公寓楼下的旧书店消磨时间，空气里弥漫着纸张霉变和廉价咖啡混合的气味。老板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头，总在柜台后面读着封面磨损的哲学书，仿佛世界末日也无法打扰他与康德或尼采的约会。

墙上贴着一张新的告示，纸质粗糙，印刷质量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地下刊物。标题用醒目的黑体字写着：“悬赏通缉”。下面是三张模糊不清的黑白照片，两男一女，西方人的面孔，表情僵硬，像是从某个早已遗忘的家庭相册里撕下来的。告示下方用小字罗列着他们的“罪行”——危害国家安全，听起来像老电影里的台词。悬赏金额倒是具体，一长串零，足够买下这家旧书店，连同老板那些过时的哲学一起。

我盯着那张女人的照片看了很久。说不清为什么，那双眼睛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不是具体的记忆，更像是一种感觉，如同偶然听到一首旧歌，旋律依稀熟悉，却怎么也想不起歌名和初次听闻的场景。她的眼神空洞，又好像藏着某种深不见底的秘密，仿佛站在一口深井旁边，随时可能坠落。

“你也对这个感兴趣？”老板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声音像生锈的门轴。“最近老有人来看。不过，这种事，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他耸耸肩，又缩回他的哲学堡垒里去了。

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大概没什么关系吧。就像美元和欧元会不会形成新格局，或者哪个明星用了什么牌子的卫生巾一样，属于另一个平行宇宙的噪音。我拿起一本封面画着巨大甲虫的书，付了钱，走出书店。雨还在下，不大，但足够把人的心情也淋得湿漉漉的。

晚上常去的那家小酒吧，威士忌加冰块，杯壁上凝结着水珠。调酒师像往常一样擦拭着吧台，偶尔抬头看看电视里无声播放的体育比赛。空气里飘着约翰·柯川的萨克斯，慵懒而忧伤。我啜饮着威士忌，冰块在杯中发出轻微的撞击声。

一个穿着风衣的男人在我旁边的位子坐下，点了同样的威士忌，然后突兀地转向我。“喂，”他说，声音有些沙哑，“你有没有丢过什么重要的东西？”

我愣了一下，不知该如何回答。丢过吗？或许吧。钥匙、钱包、某个女人的电话号码，还有一些更模糊的，比如梦想或者青春之类的玩意儿。但这些似乎都不是他想问的。

“我好像丢了只猫。”男人自顾自地说下去，眼神飘忽，“也可能不是猫。总之，是一种毛茸茸的，温暖的，会发出咕噜声的东西。但现在不见了，怎么也找不到。”他掏出一张照片，推到我面前。“见过她吗？”

照片上是悬赏告示里的那个女人。比告示上的清晰一些，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那双眼睛，依然像深井。

“她是我的……”男人顿住了，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仿佛要说什么禁忌的词语，但最终只是摇了摇头，“没什么。如果你见过她，或者长得像她的人，告诉我。”他把酒一饮而尽，留下一张皱巴巴的钞票，消失在雨幕中。

酒吧里只剩下我和调酒师，还有柯川的萨克斯。那张照片还留在吧台上，女人的眼睛凝视着天花板。我突然觉得浑身发冷，不是因为空调，而是一种从脊椎深处升起的寒意。这他妈的算什么？现实版的黑色幽默？还是某种低劣的恶作剧？

我把照片揣进口袋，走出酒吧。雨似乎小了一些，但天空依旧阴沉得像一块巨大的铅块。街道空旷，霓虹灯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反射出迷离的光晕。我感觉有无数双眼睛在暗处盯着我，从窗户后面，从停靠的汽车里，从每一个阴暗的角落。那些悬赏告示上的面孔，仿佛活了过来，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变成了空气本身。

回到公寓，我发现门缝里塞着一张小纸条，上面用打印体写着一行字：“不要靠近任何井。”没有署名，没有缘由，就像一个来自异次元的警告。我把它和那张照片放在一起，点燃一支烟。

烟雾缭绕中，我仿佛看到那三个被通缉的“特工”——如果他们真的是特工的话——也在某个类似的雨夜，抽着烟，喝着廉价威士忌，思考着自己究竟丢失了什么。或许是身份，或许是祖国，或许只是一只想象中的猫。

这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运转不良的官僚机构，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角色，在一场自己也看不懂的戏里奔波。悬赏通缉，国家安全，美元欧元，卫生巾，这些词语像雨点一样砸下来，毫无逻辑，却又构成了我们称之为“现实”的东西。而我，一个无名的观众，或者说是一个不小心走错了片场的龙套演员，手里捏着一张女人的照片和一张写着“井”的纸条，在无尽的雨夜里，不知道该走向何方。

也许，那个穿风衣的男人说得对。我们都在寻找丢失的东西。可能是一只猫，也可能是一种早已遗忘的感觉。只是我们永远也搞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又是在何时何地丢失的。就像墙上那张悬赏告示，它提出了问题，却从不提供答案。我们只能在雨中继续行走，听着劣质唱片般的雨声，等待下一个莫名其妙的线索，或者下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天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