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行道,十厘米宽的生活
那条人行道,说起来有点意思。就在我们家附近那条老街上,挨着一面爬满油腻腻爬山虎的旧墙。一开始没人注意,大家都贴着墙根走,或者干脆走到马路牙子上,踮着脚尖躲自行车。后来不知道哪个好事者拿尺子量了,说,喂,这玩意儿只有十厘米宽。十厘米,同志们,什么概念?就是我那只穿了多年、鞋底快磨平的42码破皮鞋,横着放都放不下。竖着放,也得把脚脖子扭成个诡异的角度。
那条人行道,说起来有点意思。就在我们家附近那条老街上,挨着一面爬满油腻腻爬山虎的旧墙。一开始没人注意,大家都贴着墙根走,或者干脆走到马路牙子上,踮着脚尖躲自行车。后来不知道哪个好事者拿尺子量了,说,喂,这玩意儿只有十厘米宽。十厘米,同志们,什么概念?就是我那只穿了多年、鞋底快磨平的42码破皮鞋,横着放都放不下。竖着放,也得把脚脖子扭成个诡异的角度。
K第一次注意到那个数字,是在通勤地铁的滚动屏幕上。一个金黄色的数字,旁边跟着一个同样颜色的上下箭头,安静地在拥挤、灰暗的车厢里闪烁。起初它只是众多信息流中的一个碎片,与天气预报、广告标语和公益宣传并无二致。他甚至不确定那代表什么,只隐约知道与“金价”有关,一种遥远而贵重的金属。
然而,那数字似乎有某种黏性。第二天,它出现在办公室电梯间的显示屏上,数字变了,箭头指向下方,仿佛带着一丝沮丧。中午去便利店买三明治,收银台旁的小电视也在播放财经快讯,那个金黄的数字再次映入眼帘,箭头激烈地向上跳动。K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仿佛这个数字正悄无声息地渗入他生活的每个角落。他并不持有黄金,也从不关心投资,他的薪水仅够维持不好不坏的生活,像大多数同事一样,在巨大的办公楼里占据一个格子,处理着永无止境的文件,这些文件似乎指向某个宏伟的目标,但具体是什么,谁也说不清。
我觉得吧,那天热得像个巨大的、湿漉漉的拥抱,空气粘稠得能糊住人的嗓子眼。我和胖墩走在通往国境线的那条路上,感觉自己像两块正在融化的黄油。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我们身上都长满了“东西”。不是青春痘,也不是肿瘤,是活的,硬壳的,还在蠕动的乌龟。一共二十八只,不多不少,用宽胶带和破布条子紧紧地绑在我们赤裸的胸膛和后背上。十四只在我这儿,十四只在他那儿,像某种怪异的、对称的酷刑。
那天,我坐在电脑前,百无聊赖地刷着各种App。突然,一条推送吸引了我的注意:“震惊!雷布斯樱花照竟成违禁词!”
这年头,什么都要排队,连火箭上天都要排队。这事儿听着就透着一股子荒诞,可它偏偏就是真的。
四月一个阴郁的下午,我坐在公园长椅上,看着一片片落叶在风中打着旋儿。这是我失业的第73天,我已经记不清投出了多少份简历,就像记不清公园里到底有多少只鸽子一样。
这个城市最近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井盖开始莫名其妙地消失。新闻里说,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但至今没有找到任何线索。井盖的消失像某种隐喻,预示着这座城市正在塌陷,而我,也正随着这塌陷一同下沉。
我叫王二,但我不承认自己是王二,尽管户口本、身份证、毕业证以及单位开的各种证明上都白纸黑字写着这两个字。我认为自己是个人物,一个有智慧、有思想、有待被历史洪流裹挟着冲上人生巅峰的人物。当然,这巅峰不是珠穆朗玛,而是某种更形而上的东西,比如,智慧的顶峰。
那一年,我决定不跟时代赛跑,改为和时代并排散步。这决定一半出于懒惰,一半出于一种难以名状的哲学思考。总之,我辞掉了在公关公司熬夜P图的工作,搬到了城郊一间据说闹鬼的老房子里。房租便宜得令人发指,以至于我怀疑房东才是真正的鬼。
我的新生活很简单:白天睡觉,晚上看新闻,偶尔写点没人看的东西。这天晚上,新闻比往常热闹。先是郭晓婷女士买的贴身衣物上发现了霉斑,这让我想起了我那几条搁置已久、恐怕也已“绿意盎然”的内裤。紧接着,是“胖猫事件”的真相还原,90多吨食物被浪费,这让我想起了我冰箱里那颗孤独的、已经开始怀疑猫生的白菜。
K 先生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盖着陌生的公章,看不清具体部门,只隐约透出一个“申报”的字样。信的内容很简单,要求他填写一份申报表,并在七日内提交。
K先生有些疑惑,他不记得自己需要申报什么。但他还是按照要求,从信封里取出那份表格。表格很长,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各种项目,每一个项目下面又分出无数细小的子项目,子项目下还有更细小的分支,像一棵倒置的树,枝桠无限蔓延。
老王每天的工作就是看着那些巨大的集装箱,像积木一样被吊起,放下,运走,再运来。他是港口的一个小职员,负责记录集装箱的编号和进出时间。这份工作枯燥乏味,但老王从没想过要离开。他觉得,这些集装箱里装着全世界,而他,是这个世界运转的一颗小小螺丝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