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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坐在电脑前，百无聊赖地刷着各种App。突然，一条推送吸引了我的注意：“震惊！雷布斯樱花照竟成违禁词！”

I found out the parcel was lost on a gloomy afternoon. The voice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phone was mechanical and indifferent, like a programmed machine, repeating words like "sorry," "unable to track," and "recommend reporting to the police." I hung up the phone and walked to the window, looking at the gray sky outside. In March in Tokyo, the air is filled with an indescribable dampness and a scent of decay.

这年头，谣言比麻雀还飞得快，人心比墙皮还容易剥落。

老李头，原先是养蜂的。他那点儿蜜，甜得齁嗓子，带着股子山野的清香。可如今，老李头不养蜂了，改在郑州东站卖蜜。倒不是他不想养，是那蜂儿，都快绝了种。没了蜜蜂，他这手艺，也就成了空壳。

那一年，我决定不跟时代赛跑，改为和时代并排散步。这决定一半出于懒惰，一半出于一种难以名状的哲学思考。总之，我辞掉了在公关公司熬夜P图的工作，搬到了城郊一间据说闹鬼的老房子里。房租便宜得令人发指，以至于我怀疑房东才是真正的鬼。

我的新生活很简单：白天睡觉，晚上看新闻，偶尔写点没人看的东西。这天晚上，新闻比往常热闹。先是郭晓婷女士买的贴身衣物上发现了霉斑，这让我想起了我那几条搁置已久、恐怕也已“绿意盎然”的内裤。紧接着，是“胖猫事件”的真相还原，90多吨食物被浪费，这让我想起了我冰箱里那颗孤独的、已经开始怀疑猫生的白菜。

老王每天的工作就是看着那些巨大的集装箱，像积木一样被吊起，放下，运走，再运来。他是港口的一个小职员，负责记录集装箱的编号和进出时间。这份工作枯燥乏味，但老王从没想过要离开。他觉得，这些集装箱里装着全世界，而他，是这个世界运转的一颗小小螺丝钉。

阿珍遇到阿强的那年，上海的栀子花开得格外喧嚣。

那是在外滩的一家小咖啡馆，阿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怀揣着一腔热血，想在十里洋场闯出一番天地。阿强则是咖啡馆的常客，一个落魄的画家，靠着给路人画肖像勉强维持生计。

李红旗觉得自己像个被反复揉搓的破抹布，拧不出水，也擦不干净任何东西。他站在曾经工作的小学门口，面前摆着个小摊，上面堆满了花花绿绿的火鸡面包装袋。孩子们放学了，像一群被放出笼子的麻雀，叽叽喳喳地朝他涌来。

我是在一个阴郁的下午知道这件事的。收音机里播着爵士乐，Miles Davis 的小号声像雨滴一样敲打着我的耳膜。新闻播报员的声音平淡得像白开水，却说着一个荒诞的故事：郑州，一辆双层巴士，隧道，被削顶。

我把车停在路边，点上一支烟。烟雾缭绕中，我仿佛看到了那辆巴士，像一头误入陷阱的巨兽，在隧道的黑暗中挣扎。车顶被整齐地切开，像一个被打开的罐头，露出里面惊恐的面孔。

天儿刚擦亮，灰蒙蒙的，瞧不见一丝儿太阳的影子。老北京的胡同里，静得像能听见蚂蚁搬家的动静。我这把老骨头，却怎么也睡不踏实了，心里头堵得慌，像是压了块磨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