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牌迷宫
那张吊牌,不过是一张普通的纸片,米黄色,印着一只简笔画的鸟,细看才能辨认出是始祖鸟。它原本静静地躺在昂贵的冲锋衣上,像所有被批量生产的同类一样,沉默,廉价,等待着被剪断、丢弃的命运。然而,命运,或者说,市场的逻辑,却为它绘制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
那张吊牌,不过是一张普通的纸片,米黄色,印着一只简笔画的鸟,细看才能辨认出是始祖鸟。它原本静静地躺在昂贵的冲锋衣上,像所有被批量生产的同类一样,沉默,廉价,等待着被剪断、丢弃的命运。然而,命运,或者说,市场的逻辑,却为它绘制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
2024年,一个冰冷的数字像秤砣一样砸进了公众的视野:76万。这不是什么新款电动汽车的预售价,也不是哪个新锐企业家的A轮融资,而是一个14岁少女清洗纹身的账单。
“这简直是荒诞!”我的一位老友,资深媒体人老李,在电话那头几乎是吼出来的,“这背后,是整个社会肌理的溃烂。”
这年头,爬个泰山都能爬出个金娃娃来?听说了吗?26岁的小伙子,在泰山顶上陪人爬山,一年就赚了三十多万。这事儿透着股子新鲜,也透着股子邪乎。
我是在一个阴郁的下午知道这件事的。收音机里播着爵士乐,Miles Davis 的小号声像雨滴一样敲打着我的耳膜。新闻播报员的声音平淡得像白开水,却说着一个荒诞的故事:郑州,一辆双层巴士,隧道,被削顶。
我把车停在路边,点上一支烟。烟雾缭绕中,我仿佛看到了那辆巴士,像一头误入陷阱的巨兽,在隧道的黑暗中挣扎。车顶被整齐地切开,像一个被打开的罐头,露出里面惊恐的面孔。
埃隆·约翰逊,一个名字普通到扔进人堆里就再也找不出来的会计师,却在人生的第四十个年头,撞上了一堵墙——一堵由美元堆砌而成,却比混凝土还要坚硬冰冷的墙。
日头还没冒头,泰山脚下就影影绰绰地站满了人。有裹着军大衣打哆嗦的大学生,有举着小旗儿的导游,还有挎着篮子卖水卖饼的老太太。可在这群人里头,最扎眼的,还得数小六子。
老李头是个顶顶较真的人。年轻时候在厂里做工,差一分一厘都不行,做出来的零件,那叫一个严丝合缝。后来厂子倒了,他下了岗,在街边开了个小卖部,卖些烟酒糖茶。
阿黛尔小姐的体重计,就像一面哈哈镜,扭曲着她的人生。四年前,这面“镜子”上显示的数字让她痛下决心,开启了一场与脂肪的“圣战”。
我第一次听说那个号码,是在地铁里。两个穿着西装的男人,像是刚从哪个写字楼的玻璃幕墙里挤出来,带着一身的疲惫和咖啡渍。
“你猜怎么着?”其中一个说,声音压得很低,却还是钻进了我的耳朵,“有个手机号,尾号全是7,拍卖了二百多万。”
我是在下午三点十七分感受到地震的。
那时我正坐在电脑前,试图给我的小说结尾。窗外是成都特有的阴郁天空,像一块吸饱了水的灰毛巾,沉甸甸地压下来。空气中弥漫着火锅底料和潮湿泥土混合的味道,这是我熟悉的,成都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