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木最终还是买到了那张票。四百八十元。他反复确认过票面信息，仿佛那上面印着的不是座位号，而是一道复杂的法令条文，需要仔细研读才能理解其全部含义，尤其是那些细小的、几乎难以辨认的附加条款。售票网站的页面像一个旋转的迷宫，无数次把他引向“已售罄”的死胡同，最后却在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落，吐出了这张编号奇特的票。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去，但弄到票的过程本身，就像完成了一项艰巨而无意义的任务，带来一种疲惫的满足感。

关于阿奈的传说，并非始于某个确凿的事件，而是弥漫在城市空气中的一种低语，一种不安的共识。她是一位聋哑的少女，这本身或许只会引来怜悯或漠视，然而，阿奈拥有的，是一种令人不安的、近乎绝对的完美容貌。这完美并非流俗意义上的漂亮，而是某种超越了人类审美经验的和谐，仿佛是柏拉图理念世界中“美本身”的一个脆弱而短暂的投影。

那间屋子，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一个被城市遗忘的角落，蜷缩在高楼大厦投下的永恒阴影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霉味，混杂着廉价木料和老人衰朽的气息。这就是老刘的全部世界，一个不足十平米的天地，他的床铺占据了三分之一，剩下的空间则被刨花、木块、刻刀以及尚未成形的木头生命所填满。

北平的秋，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阳光洒在灰瓦上，暖洋洋的，透着一股子懒散劲儿。可老刘心里头，却像是压了块铅，沉甸甸的，一点也轻松不起来。

我的屁股，不，是我的整个存在，都焊死在这把号称符合人体工学的椅子上。但丁描写地狱，肯定没见过楼上楼下搞阶级斗争的。如果有，他一定会给七楼和八楼单开一个特别折磨人的圈层，而我，住在九楼的老王，就是那个脖子上挂着磨盘，永世不得翻身的无辜囚徒。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年，比他妈的抗日战争短不了多少，激烈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战场换成了楼板，武器从飞机大炮换成了锤子、高跟鞋以及一种叫“震楼器”的高科技玩意儿。

那则消息最初像城市背景噪音里一个微弱却清晰的音符，出现在手机屏幕推送的洪流中：“谢谢北京地铁5号线上勇敢的女乘客”。它具备所有瞬间抓住眼球又迅速被遗忘的元素：地点具体（地铁五号线），人物模糊（勇敢的女乘客），事件带有道德光晕（勇敢），以及一种公共的感激姿态。然而，对我而言，这则消息并未如预期的那样消散。它盘踞不去，仿佛一个隐喻，或是一扇通往某个幽暗迷宫的入口。

老王觉得自己像他修补的那些老座钟一样，在时间的洪流里，滴答滴答地走向某种必然的寂静。他的钟表修理铺，藏在南城一条快被遗忘的巷子深处，与外面那个为每克黄金涨到1039元而疯狂的世界，仿佛隔着一层蒙尘的玻璃。

K是在一个灰蒙蒙的早晨抵达“综合事务处理中心”的。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个中心处理什么“综合事务”，只知道，如果你想继续在这个城市合法地呼吸、行走、存在，你就必须从这里拿到一张特定的票据。没有人记得票据的具体名称，人们只是含糊地称之为“那个东西”或者“通行证”。

中心是一座庞大、丑陋的混凝土建筑，像一只蹲伏的灰色巨兽，吞吐着焦虑的人群。K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着灰尘、汗水和一种难以名状的、类似陈旧纸张的霉味。他走进大门，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攫住——一条长得望不到尽头的队伍，像一条巨大的、温顺的、由无数人形组成的灰色蟒蛇，蜿蜒盘踞在大厅里，消失在远处的某个拐角。

我得了一种咳嗽，一种黏黏糊糊、死缠烂打的咳嗽。不是什么大病，就是那种你刚想说句俏皮话，它就跳出来“咳咳”两声，把气氛搞得像追悼会前一分钟；或者你半夜三更，脑子里刚冒出一点关于宇宙起源的灵光，它就“吭吭”几下，把那点灵光震得粉碎，如同一个毛手毛脚的服务员打碎了一盘好菜。总之，它不致命，但极其败坏生活的趣味。

我去看医生，医生是个戴着深度眼镜、表情严肃得像刚主持完一场失败的哲学辩论会的中年男人。他听了我的肺，看了我的喉咙，然后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你需要抽烟。”

阿隆索，或者我们姑且称他为阿隆索——因为他的真实姓名早已在无尽的档案和地图册中磨损，如同旧币上的纹章——花了十九年寻找他失踪的女儿。这十九年并非线性地流逝，更像是在一张被反复折叠、布满褶皱和孔洞的地图上迂回。他宣称，为了这次搜寻，他跋涉了“百万公里”。这个数字，起初只是悲伤的夸张，后来却逐渐获得了某种可怕的、几乎是形而上的精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