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按钮
北平的秋,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阳光洒在灰瓦上,暖洋洋的,透着一股子懒散劲儿。可老刘心里头,却像是压了块铅,沉甸甸的,一点也轻松不起来。
北平的秋,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阳光洒在灰瓦上,暖洋洋的,透着一股子懒散劲儿。可老刘心里头,却像是压了块铅,沉甸甸的,一点也轻松不起来。
我的屁股,不,是我的整个存在,都焊死在这把号称符合人体工学的椅子上。但丁描写地狱,肯定没见过楼上楼下搞阶级斗争的。如果有,他一定会给七楼和八楼单开一个特别折磨人的圈层,而我,住在九楼的老王,就是那个脖子上挂着磨盘,永世不得翻身的无辜囚徒。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年,比他妈的抗日战争短不了多少,激烈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战场换成了楼板,武器从飞机大炮换成了锤子、高跟鞋以及一种叫“震楼器”的高科技玩意儿。
我得了一种咳嗽,一种黏黏糊糊、死缠烂打的咳嗽。不是什么大病,就是那种你刚想说句俏皮话,它就跳出来“咳咳”两声,把气氛搞得像追悼会前一分钟;或者你半夜三更,脑子里刚冒出一点关于宇宙起源的灵光,它就“吭吭”几下,把那点灵光震得粉碎,如同一个毛手毛脚的服务员打碎了一盘好菜。总之,它不致命,但极其败坏生活的趣味。
我去看医生,医生是个戴着深度眼镜、表情严肃得像刚主持完一场失败的哲学辩论会的中年男人。他听了我的肺,看了我的喉咙,然后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你需要抽烟。”
小史是个程序员,在深圳写代码。这地方,楼高得像要戳破天,房租也高得像要戳破人的胆。小史没胆,至少没胆拿每个月工资的大头去供养一套鸽子笼。所以,他不住鸽子笼,他住在一辆深蓝G318里。这车,国产的,电动的,空间不算小,至少比某些香港劏房强点。他就这么住了四年,像个城市里的游牧民,或者说,像个把自己装进铁皮罐头里的沙丁鱼。
我们这地方,以前有个诨号,叫“万国玩具厂预备役基地”,后来官方觉得不雅,文件上改叫“红星工业示范区”,但私底下,尤其是在酒桌上吐沫横飞、追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时候,大家还是习惯叫它“铁锈镇”。这名字贴切,带着一股子金属氧化后的无奈和沧桑。铁锈镇嘛,顾名思义,如今只剩下锈了。以前可不是这样,那时候,镇子就像一个打了鸡血的陀螺,嗡嗡作响,日夜不休,专门给大洋彼岸那帮金发碧眼的小崽子们生产快乐——塑料的,毛绒的,带电池能唱歌跳舞的,应有尽有。
老王,全名王富贵,可这名字大概是他爹妈能给他最不靠谱的遗产了。他在这个钢铁丛林的城市里,更像是一棵营养不良的老树,在逼仄的出租屋里勉强扎根。这天是清明,窗外的车水马龙依旧喧嚣,但老王屋里却弥漫着一股独特的烟火气——不是厨房的油烟,而是祭祖的香火。
北京城还是那个北京城,只是车更多了,楼更高了,老槐树底下遛鸟儿、下棋的,好像也少了那么点儿悠闲劲儿。马连生,四十有五,不好不坏地在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里算着账,不好不坏地供着一套离四环还有二里地的房子,身子骨呢,也跟着这日子,不好不坏地发了点福。
老李头顶那片星空已经看了九个月了,确切地说,是飘着看了九个月。这可不是什么浪漫的事,就像你被关在一间只有马桶和压缩饼干的禁闭室里,唯一不同的是,这个禁闭室外面是真空,以及一些闪着冷光的星星。
这事儿说起来就他娘的操蛋。老李,一个经验丰富的宇航员,本来应该三个月前就回到地球,抱着他那还没见过面的孙子,喝着小酒,吹嘘自己在太空里放的屁是如何改变了人类历史。但现在,他只能通过一个破烂的通讯器,听着地球上那些官僚们扯皮。
那一年,我决定不跟时代赛跑,改为和时代并排散步。这决定一半出于懒惰,一半出于一种难以名状的哲学思考。总之,我辞掉了在公关公司熬夜P图的工作,搬到了城郊一间据说闹鬼的老房子里。房租便宜得令人发指,以至于我怀疑房东才是真正的鬼。
我的新生活很简单:白天睡觉,晚上看新闻,偶尔写点没人看的东西。这天晚上,新闻比往常热闹。先是郭晓婷女士买的贴身衣物上发现了霉斑,这让我想起了我那几条搁置已久、恐怕也已“绿意盎然”的内裤。紧接着,是“胖猫事件”的真相还原,90多吨食物被浪费,这让我想起了我冰箱里那颗孤独的、已经开始怀疑猫生的白菜。
2024年,一个冰冷的数字像秤砣一样砸进了公众的视野:76万。这不是什么新款电动汽车的预售价,也不是哪个新锐企业家的A轮融资,而是一个14岁少女清洗纹身的账单。
“这简直是荒诞!”我的一位老友,资深媒体人老李,在电话那头几乎是吼出来的,“这背后,是整个社会肌理的溃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