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了一种咳嗽，一种黏黏糊糊、死缠烂打的咳嗽。不是什么大病，就是那种你刚想说句俏皮话，它就跳出来“咳咳”两声，把气氛搞得像追悼会前一分钟；或者你半夜三更，脑子里刚冒出一点关于宇宙起源的灵光，它就“吭吭”几下，把那点灵光震得粉碎，如同一个毛手毛脚的服务员打碎了一盘好菜。总之，它不致命，但极其败坏生活的趣味。
我去看医生，医生是个戴着深度眼镜、表情严肃得像刚主持完一场失败的哲学辩论会的中年男人。他听了我的肺，看了我的喉咙，然后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你需要抽烟。”
那条人行道，说起来有点意思。就在我们家附近那条老街上，挨着一面爬满油腻腻爬山虎的旧墙。一开始没人注意，大家都贴着墙根走，或者干脆走到马路牙子上，踮着脚尖躲自行车。后来不知道哪个好事者拿尺子量了，说，喂，这玩意儿只有十厘米宽。十厘米，同志们，什么概念？就是我那只穿了多年、鞋底快磨平的42码破皮鞋，横着放都放不下。竖着放，也得把脚脖子扭成个诡异的角度。
李船长死了。尸体没有找到，只剩下无尽的、翻滚的、灰色的海。
这是“阿斯莫代号”远洋渔船出海的第173天。按照原本的航线，再过半个月，他们就该返航，回到那个由钢筋水泥和霓虹灯构筑的、坚实的迷宫。但现在，一切都成了未知数。或者说，一切都指向了另一个更为幽深、冰冷、没有出口的迷宫。
那是一个灰蒙蒙的早晨，和往常一样，K先生醒来，准备去税务局上班。他的人生就像一张被精确划分的表格，每一个格子都填满了重复的数字和无意义的符号。他对此习以为常，甚至可以说，他在这无尽的重复中找到了一种近乎麻木的安全感。
我是在一个清晨醒来，发现早餐正在消失的。
不是说冰箱里空空如也，也不是咖啡馆关门大吉。而是，人们对于“早餐”这个概念，正在变得越来越淡漠。或者说，越来越“液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