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留下的债务与猫

六点整，窗外的天空像一块被反复漂洗、褪了色的蓝布。我准时醒来，没有闹钟。身体里的某个齿轮总是在这个时刻精准地啮合。先是猫。它叫芥末，一只毛色像被烟熏过的三花猫，是阿哲留下来的。它跳上床，用鼻尖蹭我的脸颊，喉咙里发出拖拉机引擎启动般的呼噜声。它从不催促，只是沉默地提醒我，新的一天已经开始卸货，不管你是否准备好签收。

我去厨房煮咖啡。咖啡豆是昨天刚买的，埃塞俄比亚耶加雪菲，带着柑橘和花香，像某种遥远而模糊的承诺。阿哲喜欢蓝山，他说那味道里有秩序感。我不懂，咖啡对我来说，只是对抗早晨粘稠睡意的武器。

阿哲离开已经一年零三个月。时间这东西，有时像蜗牛爬行，有时又像失控的野马。他的面容在记忆里逐渐变得像曝光过度的照片，轮廓还在，细节却模糊不清。但他留下的东西是清晰的，极其清晰——六十万的债务，和他父母那双写满疲惫和歉意的眼睛。

决定替他还债，不是一时冲动。葬礼后的某个下午，阳光很好，阿哲的母亲握着我的手，反复说着“对不起你，真是对不起你”。她的手冰凉，干燥，像冬天的树枝。那一刻，我觉得如果不做点什么，某种重要的东西就会从我生命里彻底滑走，像没抓住的肥皂泡。朋友说我疯了，问我图什么。我说不上来。也许是为了留住某种和他有关联的感觉，哪怕这关联沉重得像铅块。或者，这只是我对某种巨大虚无的抵抗。

我做兼职翻译，主要是翻译一些冷门的北欧悬疑小说。稿费不高，但时间自由。为了还债，我又找了份在爵士酒吧调酒的工作，一周三个晚上。酒吧老板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头发像被遗忘的鸟巢，只对Thelonious Monk的钢琴曲和威士忌有热情。他从不多问我的事，这让我感到轻松。

芥末蜷缩在沙发扶手上，用一种哲学家的眼神看着我喝咖啡。有时我觉得它知道所有事情，关于阿哲，关于债务，关于我夜里偶尔无声的哭泣。但它选择沉默，像个最守口如瓶的伙伴。

还债的过程漫长得像没有尽头的雨季。每个月，我会将大部分收入转到一个特定的账户。那个账户像一个黑洞，吞噬着我的时间和精力。偶尔，我会收到阿哲父亲发来的短信，只有简单的两个字：“谢谢。” 这两个字比任何安慰都更让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疲惫。

有一天，我翻译的小说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比喻：“他的孤独像一座空荡荡的体育场，在午夜亮着刺眼的灯。” 我停下敲击键盘的手，看着窗外。城市的灯光在夜空中弥漫开来，像无数失眠者的叹息。我的孤独是什么样子的？也许像芥末的眼神，看得透一切，却什么也不说。

晚上在酒吧调酒。一个穿着风衣的男人坐在吧台角落，点了一杯“生锈钉”。他看起来像那种会出现在卡夫卡小说里的人物，眼神里有一种置身事外的冷静。他断断续续地和我聊天，问我为什么喜欢在这里工作。

“为了钱。”我擦拭着玻璃杯，实话实说。 “钱，”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像在品尝一个陌生的词语，“一种奇怪的契约。” “契约？” “是啊，”他转动着酒杯，“我们用它来衡量失去，衡量价值，甚至衡量爱。但它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不是吗？像风一样。”

他喝完酒，付了钱，留下一张皱巴巴的纸币作为小费，然后像融化在夜色里一样离开了。我看着那张纸币，突然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六十万，这个数字像一个巨大的标签贴在我身上，定义着我近期的生活。但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是阿哲生命的某种延续，还是我为一段无法挽回的过去支付的代价？

回到家，芥末正在窗台上看着月亮。月亮像一枚冰冷的银币挂在天上。我走过去，坐在它旁边。

“喂，芥末，”我轻声说，“你说，阿哲在天上看着我们吗？” 芥末转过头，琥珀色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微光。它轻轻“喵”了一声，像是在回答，又像是在提出一个更深奥的问题。

我把头靠在冰冷的玻璃窗上。债务还在那里，像一座沉默的山。阿哲的脸依然模糊。但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也许重要的不是还清债务，不是弄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而是像芥末一样，接受这沉默，接受这月光，接受这被债务和记忆填满的，既沉重又轻盈的生活。

我伸出手，轻轻抚摸着芥末柔软的毛。它舒服地眯起眼睛，喉咙里再次响起那熟悉的、拖拉机引擎般的呼噜声。窗外的城市依然喧嚣，但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安静的气泡之中。我知道明天醒来，生活还会继续，翻译工作，酒吧兼职，还有那个不断吞噬数字的银行账户。但这都没关系。至少，我和芥末还在这里，守着这点残存的温暖，等待下一个日出，或者下一首Thelonious Monk。就好像，这也是某种形式的承诺，我和这只猫，和这个世界之间，一个无需言明的，关于存在的契约。